秦武公身为太子却被废，最终即位的始末

秦武公，宪公嫡长子，德公之兄，公元前697耀前678年在位。秦武公即位前后却上演了一幕散发着血腥味的悲剧。嬴秦虽然缘起于五帝时代先进的东夷少昊集团，西迁后也始终保持着同商、周王朝的密切联系，又向来是周文化的积极学习者，但它毕竟长期处于诸戎林立的陇山以西，未曾经受中原文明深久的熏陶，贵族政治赖以建立的宗法观念和体制，相对薄弱。以与国君血缘关系亲疏为依据分配权益的爵位等级制和封邑制，在秦国尚未完善地建立起来。所以，国君权位缺乏宗族的支撑和屏障。

当国君懦弱，特别是国君早逝而世子尚幼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权臣跋扈、操纵君位继接，从而控制国政的局面，甚至发生流血的宫廷政变。秦武公即位时面临的正是这种态势。《史记·秦本纪》载：（当为宪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宁公人，长男秦武公为太子。秦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秦武公。

权臣把持朝政

宪公死后，作为太子的秦武公未能继位，在大庶长弗忌等三个权臣的操控下，秦武公年仅五岁的幼弟出子被立为秦君。但六年之后，权臣们却又杀掉出子，复立秦武公。司马迁未述原因，也不作评论，纯以客观笔法直叙其事，语言简捷，交代甚明。

弗忌等人立年仅五岁的出子为君，目的在于把持国政；国君年龄越小，他们专权的时间越长，这很容易理解。至于后来为何又杀出子而复立秦武公，缘由不明。可以设想的是，出子在位的六年间，即政权完全由弗忌等人把持的那段时间，很可能是春秋秦史上最黑暗的一段。从弗忌等猖獗的图谋及残忍的手段即可看出，他们决施行不了什么德政善举。

《秦本纪》载，秦武公即位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此举显示了秦武公的谋略和胆识。秦武公对弗忌等人的本质当然是认清了的，之所以要等三年才动手铲除这股恶势力，是因为他需要一段稳固政权、丰满弱翼的时间。弗忌等人玩弄君位废立于股掌之上，其强大的实力决非初即位的秦武公所能撼动。

《秦本纪》言宪公“十岁立，立十二年卒”，卒时出子年方五岁。也就是说，生出子时宪公才十七岁；即使考虑到秦武公与幼弟出子间还有个德公，秦武公至多也不过比出子大两三岁。据此推算，秦武公即位时年龄不会超过十五岁。这么小的年纪，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是不宜轻举妄动的。用了不到三年时间的蓄势准备，便顺利地完成了对恶势力的致命一击，亦足见秦武公的睿智与果敢。在秦国崛起的经历中，秦武公是位功业卓著的强势君主，其政治手腕的刚性风格，在对付弗忌等权臣的问题上，即已有充分显示。

还有一点是秦武公镇压弗忌一伙时，使用了“夷三族”的手段，这是最早由秦国创行的一种极端残忍的刑法。《秦本纪》载，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即一人犯了某种重罪，要诛灭其三族。“三族”的含义，后世有不同解说，有谓指父族、母族、妻族者，有谓指祖孙三代者，总之是要杀掉与犯罪者有血亲关系的一大批人。

秦武公的报复行为是否过于残暴，此姑勿论，但这一重刑的动用，从侧面说明弗忌等人是异姓权臣，至少不是公室的宗系近支。国君对公族成员是决不会使用“夷三族”手段的。此事印证了上文的析论：秦国的血缘宗法，未形成稳固的政治体制，国君身边缺少宗族辅佐，往往存在异姓权臣势力膨胀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