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襄公以神权强化政权

在重要的春秋列国中，秦国是获得诸侯地位最晚的一个，其贵族政治体制内文化礼乐的内涵，与中原地区那些国家相比要薄弱得多。据《史记·秦本纪》载，晚至文公十三年，秦国才“初有史以纪事”。也就是说，这以前秦的政权结构还很不完善，没有专职的史官记录军政要事和君主言行。所以，襄公虽是秦的开国之君，其事迹作为在史籍中却相当简略，其“救周”而被封为诸侯的经历记载较详，那是因为事涉周史，史官有另外的资料依据。

成为诸侯之后的襄公，除了伐戎之外，《秦本纪》只数语言及他所作的两件事：一件是“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这是合乎逻辑的必有之举。国家地位提升了，已进入诸侯之列，须通过外交途径明确宣示这种国格的变化，扬举邦、族的声望。另一件是“乃用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此事在《封禅书》中被再度强调：“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云。”所言祭牲数量与《秦本纪》有异，但却说明了所祭之上帝为“白帝”，乃“少皞之神”。

大型祭天场所

这件事和通使列国聘享，都属国家礼仪制度方面的举措，但意义却大不一样。通使聘享是为了昭明诸侯国地位，出于开展外交的需要；作畤祀少昊（即少皞）则是为了统一全国的精神信仰，提高部族的凝聚力，出于强化政权的需要。

嬴秦族具有悠久的尊鬼神、重祭祀的传统。嬴秦族是五帝时代十分活跃的颛顼部族的后裔，而颛顼部族向以宗教特性而著称。《大戴礼·五帝德》引孔子论颛顼之语：“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据此则颛顼俨然是一个能沟通天地神人，灵性无所不在，居位极其崇高的大巫师。

《尚书·吕刑》所说的“绝地天通”，就是在颛顼及其属官也是其家族成员重和黎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宗教运动，目的是改变部落联盟时代各部落、各氏族图腾神纷嚣无序、民神杂糅的混乱状态，建立一套关于精神信仰的思想、制度和礼仪，增强祭祀的神秘性和严肃性，形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神权，作到“民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

颛顼所开创的这种各部族众多图腾神纳入最高领导集团统一掌控之下，从而大力度高扬神权的宗教传统，经过商、周时代的充实和优化，演进成为在我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天命观，即把神权、族权及政权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奉为统治民众的最高理念和依据。

作为颛顼部族的裔胄，秦襄公肯定具有颇为浓重的宗教意识。终西周之世，嬴秦始终是周王朝的属邦，在思想、文化、制度方面，是周人的学习者。所以，对天命观的意义，以及天命观赖以展示的祖神崇拜，襄公必然谙熟于心。因此，在秦国升格为诸侯之后，为了强化政权，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借助于宗教力量。“作西畤，祠白帝”的目的，就是为了培育部族的自豪感和向心力，树立西方大国的精神信念，使政权也随着祖神的崇高而威严化。

少昊是五帝时代我国东方以鸟为图腾的嬴姓部族集团的首领。少昊部族与颛顼部族组成群婚制时代的“两合婚姻联盟”，秦人是嬴姓部族西迁一支的后裔，故也视少昊为始祖神。

秦国位于西方，其都邑又名西，按照原始“五行”说以五方和五色配五行的思想体系，白色为西方的表征，所以少昊被尊为“白帝”。原为东方之神的少昊，由于嬴秦在西方的崛起，更由于襄公的立“西畤”，遂变成了西方之神。所谓“畤”，《秦本纪索隐》作了这样的说明：“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谓为坛以祭天也。”

司马迁本人在《封禅书》中对“畤”早就有过解释：“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西畤”立于秦都西邑，在今礼县东北部西汉水北岸红土嘴附近，邑北所靠即绵延十余里的祁山脉系。

襄公所作之西畤，很可能就在祁山堡上。祁山主峰秦汉时名“人先山”，山上有“祭人先”的“人先祠”，这“人先”无疑即指嬴秦的始祖少昊。人先祠当为后世所建，襄公时是只祭于畤的。

周代制度，只有天子即周王才能举行祭祀天地之礼，诸侯只能祭祀其境内的名山大川。所以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批评襄公的作畤之举：“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其实襄公此举不过是对天命观的始祖崇拜作了一点颇具创造性的发挥，用时兴话来说，是对传统宗教礼制打了个“擦边球”。

西畤祭祀对象并未直言“天帝”，而是“白帝”少昊，而少昊是嬴秦的始祖。传统祭法是祭天时以祖配天，襄公则把天帝分拆为五色帝，把始祖与白帝合而为一。襄公可以说他是祭祖而非祭天，而实质上是把祖神升格为西方之天。这堪称是一大发明。祖神地位的提高，意味着族权的提高，在宗法制度下以族权为基础的政权，当然也便得到强化，因为君主的威势是由祖神授予的，祖神已是西方天帝，谁敢违其旨意？

襄公为秦国所确立的这一最高规格的祭礼祭典，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秦君秉承这一设畤祭帝的传统，不仅效法，而且补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秦国“畤祭”体系，并开后世五色帝观念之滥觞。尊神重祭一直是秦国社会上的浓重氛围。

据《史记·封禅书》载，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后又在陈仓北阪作“陈宝”之祠。宣公“作密畤于谓南，祭青帝”。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后又“初以君主妻河”，创为“河伯”娶妇的先例。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至始皇之封禅泰山，规模尤为空前。

随着秦国实力的日益增大，随着秦与列国争锋的不断得势，其郊祭之畤由一而增为六：所祭之帝也由白帝而衍出青、赤（即炎帝）、黄诸帝。但六畤中仍以祀白帝为主，因为少昊为嬴秦祖神。神权、族权、政权三合一的精神贯穿始终。《封禅书》又载：“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可知秦王朝对宗教活动的重视。

言雍州之山川鬼神各类庙祠，谓“西亦有数十祠”，《索隐》云：“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春秋早期即已不再是国都的西邑，至秦统一时各类神祠仍有“数十”，而且皆“以岁时奉祠之”，可见秦人宗教观念之盛重。溯本求源，此皆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之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