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叔虞封地之说与晋文化之形成

近几年来,关于唐叔虞和晋文化的研究引热议，,其中关于唐叔虞的封地始终是各家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旨在扼要的回顾并探讨叔虞封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论诉唐叔虞和晋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西周初年唐叔虞始封地之再探

中国文化遗产：唐叔虞壁画

周初唐叔虞所封唐国究在何处,已成为史学界一个引致多年争议的议题,基本的观点有二:其一,不少史家、学者认为唐叔虞始封之唐地在今山西翼城一带,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李泰《括地志》、顾炎武《唐晋辩》、徐继緦《晋国初封考》、王轩《山西通志》等;其二,认为在太原晋阳县的,如班固《汉书》、郑康成《唐风谱》、杜预《左传注》、郦道元《水经注》、朱熹《毛诗选》、阎若璩《释地余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祖望《日知录集解·唐注》、朱粫《重修唐叔虞祠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均为此论。前者的主要依据是《史记·晋世家》:“周公灭唐,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晋阳在汾河之西。因此断定唐叔虞的封地在山西翼城。后者的依据《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句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宗国都城记》云:‘燮父徙居晋水傍,’《毛诗谱》云:‘燮父以尧虚南有晋水,故曰晋侯。’”则谓晋水在晋阳,《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顾亭林只引了“一在绛翼城县西二十里平阳之唐城”,而不引“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的太原之唐城”,因此认为顾氏说法欠妥,而决定了晋国始封地在晋阳。

如果追述这一问题,最先提到唐叔虞分封的当是司马迁之《史记·晋世家》。但是对于唐叔虞的封地概括较为笼统:“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仅此而已。之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太原郡》中较为详细地提到了分封问题:太原郡所属二十一县中,“晋阳县”列在第一位,并自注曰:“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地叔虞,龙山在西北,有盐官,晋水所出,东入汾。”班固说晋阳“故《诗》唐国”,是因为《诗经》有《唐风》。班固认为,《诗经》中的《唐风》诗就其来源来讲应是班固时代晋阳县的民间乐曲或歌谣。

再之后的郑玄、皇甫谧、杜预、范晔等人都对唐叔虞的封地有过论述,但是论述最为详尽的是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其《水经注》卷六“晋水”条中对“唐”之地名及“晋水”做了解释: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县故唐国也。《春秋左传》称,唐叔未生,其母邑姜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吕氏春秋》曰:“叔虞与成王居,王援桐叶为粫,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请曰:‘天子封虞乎?’王曰:‘吾戏耳。’公曰:‘天子无戏言。’时唐灭,乃封之于唐。”县有晋水,后改名为晋,故子夏叙《诗》称此晋也,而谓之唐,俭而有礼,有尧之遗风也。《晋书·地道记》及《十三州志》并言晋水出龙山,一名结绌山,在县西北非也。《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于晋川中最为胜处……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经书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预曰:“大卤,晋阳县也。”为晋之旧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赵鞅以晋阳叛,后乃为赵矣。其水又东南入于汾。

唐代李泰的《括地志》对故唐城的考辩直接导致了唐后对于唐叔虞封地的分歧。其书在“并州”条所属的太原县与晋阳县曾作如下的论述:

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常《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理)[州]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虚南有晋水,故曰晋侯。

然而其书在“绛州”之翼城县条又这样写道:

翼城县: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春秋[传]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以更彖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

清代顾炎武根据《括地志》的叙述,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故唐地在翼城而非晋阳的论断。顾氏只取《括地志》关于的唐叔虞封翼所,而不取叔虞始封晋阳所,实在是断章取义不能令人信服。王增斌先生在《西周初年唐叔虞封地的再考辩》一文中对此做了相当篇幅的驳斥,笔者也较为认可,在此不再赘叙。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唐叔虞封地始问题的讨论又开始升温而被反复讨论,究其原因较为重要者便是陶寺文化的发掘,而这一考古发现又再次把叔虞封地的讨论推向了前沿。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不愿再做过多的考辩,在此仅想引用《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辑,《唐叔虞封地问题的探讨》一文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首先,文中引用《左传》定公四年条云: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鼥、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正,疆以戎索。

“夏虚”者,杜预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另外,《毛诗·唐谱正义》云:“皇甫谧云:尧为天子都平阳,禹受舜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于晋阳”。

禹都过晋阳,所以晋阳称为“夏虚”,但禹没有都过翼城,翼城当然就不能称为夏虚。如果唐叔虞封在了翼城,还怎么能说唐叔“封于夏虚”,此为唐叔虞封地不在翼城,在晋阳的一证。

其次,“启以夏正”,“正”通“政”。因为唐叔封于“夏虚”,因此他才会用夏政育民。如果封在了翼城,怎么可能“启以夏正”?此为唐叔虞封地在晋阳的第二证。

再次,“疆以戎索”,索,法也。杜预云:“太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这就是说唐叔到封地,除了用夏正外,还以戎法治戎。翼城距戎颇远,如果唐叔虞封在翼城,也就没必要“疆以索戎”了,这是唐叔虞奉于晋阳而非翼城的第三证。

朱粫在《重修唐叔虞祠记》中也如是这样记载道:

大夏之虚,龙山之阳,实启唐国,自班固、郑玄、杜预以来未之异说也。疑者曰:太原,故戎也,赵氏始有其地,去翼城六百余里,势不能迁。然则咸林之郑,曷迁乎虢、郐?且翼近平阳,而太原为大卤;《传》曰:“疆以索戎”,则叔虞之封于唐也,何疑?

二、唐叔虞和晋文化的关系

要搞清唐叔虞和晋文化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晋文化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作为考古学文化的晋文化,曾有多位学者对其概念作过界定,代表性观点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晋文化是文献中晋国的考古学文化,所以,严格地讲,晋文化的年代就是晋国存在的年代,其上下限应以叔虞被封和桓公被废为标志。叔虞以前为唐或其他某种文化,桓公以后则分属韩、赵、魏三文化,统称三晋文化。但考虑到韩赵魏三家均出自晋,他们对晋君的取代不同于夏商周王朝的更替,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并未因晋君被废而发生本质变化,这有如田齐代姜齐一样。因此,广义地说,三晋文化也属晋文化。基于这个原因,可把晋文化的下限断在三晋最後一家被亡之年——公元前225年”。第二种观点认为,“考古学上的晋文化,作为先秦时期一个地域性和国家性的地域文化,……在时间上,从二里头夏文化东下冯类型开始,至东周韩、赵、魏三晋为秦所统一,上下一千七、八百年,可谓几乎与整个先秦时期相始终”。

狭义地讲,晋文化是指从晋国始封到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止、在晋国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但由于韩、赵、魏三个政治实体皆出自晋国,且三晋文化只是晋文化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其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晋国虽亡,晋文化并未因此而终止,而是随着三家政治势力的不断壮大而继续走向繁荣。因此,根据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原则,三家分晋以后所形成的三晋文化仍应纳入晋文化的范畴。晋文化的年代当然应始于周初封唐而终于三晋之亡。因此,晋文化的概念,应指从周初叔虞封唐到三晋被秦所灭这一时期内,在晋国及三晋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及三晋国民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

以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晋文化的发端,始于周初唐叔虞的分封。虽然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晋国、三晋等时空的变化而不断的发生变化,但晋阳作为晋文化的一处发源地,因唐叔虞分封于此而确定无疑。

唐叔虞“封于夏虚”,“启以夏正,疆以戎索”。他从晋阳当地多山不适于实行井田制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一套有别于周、鲁、齐、卫等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他维护夏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暂不实行周公制定的那一套新的礼乐制度;按照戎狄的生活惯例分配牧地,暂不实行周朝的井田制。他鼓励民众发展农牧业生产,兴办水利,使唐国民众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唐国附近原有的许多戎狄部落,也都先后归附了叔虞。这样,唐国的疆土日渐扩大,在邻国中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了。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叔虞进献嘉禾,成王与周公转相馈赠,并为之赋诗唱和以颂祷志庆,对叔虞治唐给于充分的肯定。太叔治唐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关键就在于执行了“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既博得了唐国夏后氏遗民的认可,也尊重了周围戎狄民族的生活习惯,是一种比较宽容和务实的政策。虽然有悖于以周礼井田制为基础的周王朝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但这一政策成为晋国后世治国的传统政策,对晋国乃至韩、赵、魏三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晋文化。晋文化中具有的兼收并蓄和宽容博大的特色,成为能够不断融合周边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强大动力,不得不说同这一政策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作为晋国立国创业的始祖,作为三晋文化的开创者,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近年来省内外学者对于唐叔虞封地和晋文化的研究又再度兴起,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各界对于三晋文化浓厚的兴趣和不断探索求新的欲望。笔者在晋祠工作虽仅十多年,但对晋祠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早年当地人盛传在晋祠附近牛家口村有唐叔虞的墓穴,但对古墓的发掘欲行又辍,成为遗憾。到底墓穴下埋藏着怎么的秘密?这一发掘能不能夯实叔虞封于晋阳的论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