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文学
希伯来文学
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希伯来文学是犹太人的民族文学，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文学。它最早出现于上古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与其他民族文学一样，最初的文学以口头形式相传，后逐渐用文字固定下来。保存下来最早的文学样式为诗歌，约于公元前9世纪便见诸文字。然而，由于犹太民族的独特历史和特殊的历史遭遇，有3000年历史的希伯来文学一直沿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轨迹发展，表现了其独特的历史和发展模式。希伯来文学的独特性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载体语言的变化。希伯来文学的语言载体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一系列变化。公元1世纪前，希伯来语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一时期的希伯来文学基本上使用的是这一语言。鉴于《圣经》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希伯来语亦被称为“圣经希伯来语”。公元1世纪起，犹太人独立地位丧失，加上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希伯来语开始失去作为犹太人日常生活用语的地位，成为犹太人的一种宗教语言(即所谓“圣语”)，主要用于犹太会堂，研读圣书等场合。从口头语逐渐向书面语转变。公元200到1880年间的希伯来文学使用的是书面化的希伯来语，早期犹太民族的另一类文学巨作《密西拿》和《塔木德》使用的主要是这一语言。公元200至600年的希伯来语亦被称为“密西拿希伯来语”，意思为解释《圣经》时期的希伯来语。1881年，由于犹太民族复兴运动思潮的影响，“死亡”了近1700年的希伯来语开始“复活”，即由书面语逐渐变为口头语，再次成为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使在过去1700年中几乎没有发展的希伯来语终于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进入现代语言的范畴，无论是其词汇还是表达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人们所说的“现代希伯来语”。在这以后出现的希伯来文学重新开始使用成为口头语言的希伯来语。
第二，文学中心地的变化。在约3000年的历史上，希伯来文学的中心并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学那样固定在某一地理疆域，而是随着犹太民族的迁徙而转移。公元2世纪前，它的中心在巴勒斯坦。公元3世纪起，巴比伦逐渐取代巴勒斯坦的地位，成为希伯来文学新的中心。在这以后，文学中心开始向地中海地区转移，意大利、西班牙都曾成为过希伯来文学中心。15世纪，随着犹太人被集体逐出西班牙、葡萄牙，希伯来文学中心逐步转向中欧德法地区，19世纪又移至东欧。19世纪末兴起的犹太民族复兴运动又把希伯来文学带回它的最初发祥地——巴勒斯坦。20世纪40年代以来，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以色列作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中心地位不仅确立，而且得到了极大地巩固。
第三，文学主题的宗教化。18世纪末以前，希伯来文学，无论是圣经文学、《塔木德》文学，还是中世纪文学，都镶嵌在犹太教宗教观念的总框架中。以宗教为主题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一传统不仅使文学长期以来与宗教密不可分，而且造成相当一部分作品首先作为宗教书籍问世。借助作品进行神学说教成了作品的作者或编纂者的唯一目的和指导思想。世界上尚没有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学在如此之长的历史中始终以宗教内容为其创作主题。18世纪末出现的“犹太启蒙运动”才改变这一传统，希伯来文学开始与世俗生活结合，反映现代人的现代生活成为文学的主题。
从文学角度出发，希伯来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
古典文学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135) 希伯来文学的古典文学时期亦称之为圣经文学时期。它既是希伯来文学产生时期，也是希伯来文学迅速发展的时期。文学的活动中心在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经过几个世纪的游荡终于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在最早称为迦南地、后改为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士师时代以及随后出现的统一王国时代，为犹太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希伯来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产生。古典希伯来文学反映的主要是居住在该地区犹太民族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以及宗教信仰。主要文学遗产有《圣经》、《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等。其中尤以《圣经》富有特色并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的希伯来文学既与犹太教神学思想同步发生，又受到后者的巨大影响，加之流传下来的成文作品多由犹太祭司和其他神职人士编纂、整理、定型，文学从整体上呈现一种镶嵌在犹太教神学框架之中的态势，借助作品进行神学说教成为文学的主旨和目的，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古典文学样式。在艺术上，它是中东上古文学的集大成者，在继承、消化、吸收周围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幽邃神奇而富于魅力的文学。
《圣经》是古典希伯来文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遗产。它不是一部单一的书，而是一部作品的选集，由24卷书共同组成。其作品不少来自人民大众的口头，作者多不为人所知。流传下来的文本由集体编纂而成，其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不同，为后人加工糅合而成。它的三大组成部分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文集。作品故事千姿百态，体裁样式各不相同，是犹太民族上古时期生活的艺术再现。《次经》成书于《圣经》之后。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用希伯来语写成，但仍是古典希伯来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部分作品是对《圣经》内容的补充、再叙，另一部分则是《圣经》作品的发展和延伸。《伪经》是古典希伯来文学的又一组成部分，主要收集《圣经》和《次经》以外的作品。与《次经》一样，许多作品都是对《圣经》作品中相当内容的补充和扩展。由于写作年代较晚，属于后期文学。《死海古卷》是20世纪发现的古典希伯来文学遗产，除去《圣经》、《次经》、《伪经》各卷的抄本外，主要是库姆兰社团所写的作品，篇幅虽众，但多属残卷，是古典希伯来文学的尾声。《次经》、《伪经》、《死海古卷》作为《圣经》文学的补充和发展，在形象反映纪元前后犹太民族历史、生活、思想、宗教和传统的同时，还反映了希腊文化对犹太民族的巨大影响。
公元66年和132年两次犹太人起义被罗马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后，犹太人彻底失去了圣殿和在圣城生活的权利，犹太史上的流散时期开始。古典希伯来文学也因此被人为地划上了句号。然而，希伯来文学的强大生命力非但没有因此结束，反而因犹太民族的流散被带到世界各地，后文藉着基督教的传播，影响着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的发展，成为西方文学的源泉或传统之一。(参见“圣经文学”)
流散时期(135—1880) 135年，巴尔·科赫巴领导的反对罗马人统治的武装起义被最后镇压下去，犹太人不仅失去了圣殿，而且被赶出圣城耶路撒冷，成千上万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为了生计被迫离开故土以色列。至此，一千多年来犹太民族作为巴勒斯坦地区主权民族的历史宣告结束，犹太人开始进入了向全世界流散的新时期。最早流散的犹太人主要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后逐渐向其他地区扩散，中世纪以后则主要在欧洲扩散。希伯来文学尽管随着犹太民族的离去逐渐在巴勒斯坦沉寂，却没有消亡，而是随着犹太民族的迁徙在犹太人的新居住地存在、发展、延续。流散时期希伯来文学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塔木德》文学(200—600)。这一阶段希伯来文学中心从巴勒斯坦转移到了巴比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塔木德》文学的出现。公元171—217年间，由乌沙犹太教公会首领亲王犹大拉比亲自审订和编纂的《密西拿》问世。这一著作是根据犹太民族历代“口传法规”以及历史上150多位卓越拉比的13部法规文集编辑而成的一部空前巨著，它不仅是公元3世纪初年出现的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伟大著作。全书共分6大卷，每卷再分为篇、章和定理，全部用纯洁而有力的希伯来语写成。《密西拿》问世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发现它并没有囊括已有的律法材料，此外，它的许多解释只基于巴勒斯坦传统，没有结合巴比伦(即海外犹太社团)的实际情况，于是一些学者、拉比开始整理遗漏部分并加以诠释评注，编撰成另外一部律法的释义汇编，取名为《革马拉》(含“补全”之意)。后来隶属于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经学院的学者、拉比分别从各自的研究和理解出发，将《密西拿》和《革马拉》合在一起，编成一部更大的著作，称为《塔木德》。《塔木德》有《巴勒斯坦塔木德》(又称《耶路撒冷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之分。前者由太巴列圣经学院院长约哈南·巴尔·纳帕哈开创编纂工作，在4世纪中叶完成。尽管它的内容不够完整，缺乏连续性，但还是反映了当时犹太人的生活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后者由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学者、巴比伦苏拉神学院院长拉卡·阿西领导，于5世纪末编纂完成。6世纪，阿摩拉的继承人又对它进行了补充，使其更加完善。《塔木德》与《圣经》一样，首先是一部经书，包括大量犹太教教义、宗教伦理与律法方面的内容。在它的250万字中，有1／3的篇幅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冠以“米德拉西”(即训诫和道德律法)，是犹太人精神思想和宗教创造力的记述。然而，它与《圣经》一样，也是一部传世文学著作，艺术地再现了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犹太人一千年左右的生活。它以《圣经》的箴言为开端，接着是神话、传说、故事、诗歌、寓言，以及道德反省和引人入胜的历史回忆。它以通俗、简洁的手法反映了生活在那一时期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向人们展示了失去主权地位的犹太人世界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动人世界。
第二，中世纪文学的繁荣及沉寂(600—1781)。公元630年，伊斯兰教崛起，地中海沿岸地区很快为穆斯林所统治，一个阿拉伯人称雄的时代开始。经过一段时期的动荡，犹太人不久便适应了在穆斯林世界中的生活，文化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10世纪，一度被认为是犹太文化中心的巴比伦，局势恶化，犹太人在那里的神学院和文化机构纷纷遭到取缔，犹太文化中心开始转移到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在当时相对宽容的政治气氛中，犹太文化的发展出现了高潮。作为犹太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希伯来文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以诗歌创作和神学作品为主。
在阿拉伯文学以及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影响下，以《圣经》文学为传统的希伯来语诗歌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在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宗教为题材的礼仪诗大量涌现；二是以世俗生活为内容的作品愈来愈流行。以宗教为题材的礼仪诗的大量出现，标志着中世纪希伯来语诗的兴起。这方面的诗于7—8世纪首先在巴勒斯坦出现，后来扩大到意大利，随后又影响到法、德地区。象《全世界都将服务于你》、《阿沃达》、《统一赞》都是其中的佳作，成为一些犹太节日庆典中反复吟唱的诗歌。有的还收入犹太祈祷书中。中世纪礼仪诗之多，已很难以数字表示，当时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曾在这方面试过身手。尽管宗教礼仪诗占据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地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开始出现，象情歌、酒歌、铭文一类与宗教无关的诗不仅十分流行，而且艺术形式上更为新颖活泼。这方面的重大成就当属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文学家。
一批被称为“诗人兼宫廷官吏”的西班牙有才华的犹太文学家，创作了相当一批感情丰富和形式新颖的希伯来语作品，导致了一场真正的文学革命。人们在回顾这一时期文学时常常用“黄金时代”冠之。这一时期的作家大多从两个方面吸取创作灵感：第一是西班牙的景色和环境；第二是希伯来诗歌之源《圣经》。希伯来作家在被赶出家园以后，仍然使用与《圣经》中的伟大文学杰作如《雅歌》一样的语言来歌颂自然界的美丽和爱情的欢乐。由宫廷诗人创作的诗歌感情充沛，文字细腻，韵律悠扬，出色地描绘了一个处在生气勃勃历史阶段的民族心愿和感受。不过，中世纪西班牙的希伯来文学作品并不仅仅限于写颂歌和赞美诗，或是充满幻想和嬉戏的作品。不少诗歌也描写作者的恐惧和忧伤；而且凡是以宗教为主题的诗歌都反映了犹太民族的苦闷和渴望获得拯救的心声。塞缪尔·哈—纳格德是西班牙第一位重要的希伯来诗人。他的作品有反映战争的、描写爱情的、刻划日常生活的，以及三大卷模仿《诗篇》的诗作。他的同时代诗人所罗门·伊本·格松是又一位极有才华的希伯来诗人，尽管英华早逝，但他对语言的运用、诗歌韵律和节奏的掌握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他的作品反映的面极广，从大自然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从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篇目中仍可窥见其丰采之一斑。此外，他的宗教和哲理诗也很出色。摩西·伊本·埃兹拉是另一位重要的诗人，一生写下6千余首诗歌。他所写的《美酒和欢乐》、《世界和盛衰》的诗都很动人。其代表作《塔西西》长达1210行，其语言和主题的变化为世人所称颂。
犹大·哈列维(1075—1141)则是这一时期所有诗人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早年以独特的技巧、阿拉伯式的爱情、赞美诗的艺术形式表现犹太人的生活。这些适于在宫廷社交场合朗诵的爱情诗寓于想象力，从抒情转为赞颂。稍后，爱情诗逐渐为赞美上帝的诗所取代。最后，他完全投身于反映犹太民族和宗教内容的创作。在犹太民族最著名的诗歌中，有几首就是他的杰作。其中《流放哀歌》和《动人的齐奥尼德》两首表达了犹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这些充满自豪和爱的诗歌成功地描绘了犹太人的思想境界，至今仍被人们熟读和朗诵。其他成就卓著的诗人还有亚伯拉罕·伊本·埃兹拉、犹大·哈瑞兹等。
在意大利，著名犹太诗人伊玛努伊尔·里姆斯基(约1268—1330)不仅流传下许多篇玛卡梅体散文和抒情诗，还创作了堪称后世楷模的十四行诗，以及反教权的长诗《地狱和天堂》。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中，不少人同时用两种语言写作，他们一方面用希伯来语从事文学创作，另一方面用阿拉伯语撰写科学、哲学巨著。因此，除了诗歌外，有相当一批哲学、语言学、经典评注学、编纂学方面的著作出现，象策马赫巴尔·帕尔托伊编的第一部研究《塔木德》用的正规辞典；由哈斯戴·伊本·沙普特赞助，梅纳赫姆·本·扎鲁克出版的供研究《圣经》者使用的纯希伯来语辞典；哈列维的《库萨里》和迈蒙尼德的《困惑指南》都是传世之作，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14世纪，伟大的神学著作《光辉之书》问世，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再添一笔光辉。然而，随着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希伯来诗歌开始衰颓、沉寂，除了在17世纪的意大利有过短暂的复苏，出现了列奥纳·蒙戴拉、法朗西斯兄弟和摩西·扎库托较有声誉的诗人外，这种文学上的可怕沉寂直到18世纪中叶犹太启蒙运动兴起后才宣告结束。
第三，哈斯卡拉文学(1781—1880)。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后，犹太文化中心开始随着犹太人的迁徙转移至中欧和东欧地区。18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下，以德国自然神学论哲学家门德尔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在犹太人中间掀起了一场称作“哈斯卡拉”的犹太启蒙运动，向千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拉比犹太教提出了挑战。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犹太隔都或犹太居住区之内，固守犹太教的传统规范，犹太启蒙运动的目标是以鼓励犹太人通过世俗教育，广泛接触和吸收欧洲文化的方式，在犹太人的文化生活中悄悄地引起一场变革，最终塑造出能摆脱传统束缚，在思想和经济上适应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代新型犹太人。
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沉寂了数百年的希伯来文学开始复兴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征。在这之前，希伯来文学的主题基本上是以宗教为主，无论是古代的《圣经》文学、《塔木德》文学，还是中世纪文学都镶嵌在犹太宗教观念的总的框架中。这种长期形成的固有的传统使得任何试图以希伯来语进行非宗教文学的创作都有被正统犹太教斥责为对圣语的“亵渎”，或看成是一种文化上的离经叛道。然而，在启蒙思想影响下，这一禁区开始被打破，希伯来文学第一次真正地涉及世俗生活。这是特征之一。特征之二是文学与启蒙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犹太民族复兴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1781年—1830年为理性阶段。在这一阶段，希伯来作家不仅表示出对启蒙运动的支持，对犹太生活世俗化过程的支持，而且千方百计为新思想辩护，反对僵化、刻板的传统思想，表现出一定的激进主义。(2)1830年—1850年为浪漫阶段。这时的希伯来文学家由于受到犹太文化主义影响，开始反思犹太人的过去，在反思过程中，作家常常以怀旧之情在作品中把传统的犹太教精神与新的世俗理想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浪漫化。(3)1850年—1881年为现实主义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希伯来文学家不仅对犹太居住区中传统犹太生活方式的非正常部分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且对犹太传统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把犹太传统看成是导致犹太民族与世隔绝的主要原因，因而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扬弃。
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有所罗门·迈蒙、纳夫塔利·赫茨·维谢利、摩西·海伊姆·卢扎托、佩雷兹·斯蒙莱斯基、列奥·戈尔登、所罗门·亚可布·亚伯拉莫维克等人。
这一时期的希伯来文学实际上是犹太启蒙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目的是为了用文学形式来帮助虔诚的犹太人考虑什么是无意义的传统，引导他们从盲目的、无条件的迷信阶段走向怀疑阶段，并激发他们要求真正理解的愿望。尽管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人们尚没有见到多少有较高欣赏价值的作品问世，但它的出现毕竟为下一时期希伯来文学的迅速发展作好了准备，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还是希伯来语文学期刊开始出现的时期。1785年由维泽利创办的《文摘》出版，这是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份希伯来语杂志。随后，舒尔和厄特创办的《向导》、哈科恩及其同事创办的《时代先驱》(1821—1832)、《美丽的葡萄园》(1833—1856)，布卢门菲尔德创办的《辉煌的宝库》等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世纪中叶，希伯来语刊物开始在俄国出现，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齐德里温于1860年创办的《报道》，这是一份著名的希伯来语周刊，在长达43年的办刊岁月中，它一直是优秀希伯来语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斯摩棱斯金于1868年创办的《晨曦》是一份优秀的希伯来语月刊，发表过大量优秀文学作品。这些期刊的出现，为文学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表园地，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事件，对促进和繁荣希伯来文学作出了较大贡献。
希伯来文学批评在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初露端倪。亚伯拉罕·库伯纳先后发表的《问题研究》和《花束》这两种小册子，对当时文坛的那种仅以古代遗产为题材的消极状况提出强烈的批评。雅各·帕佩纳在评论集《新瓶旧酒》中对当时希伯来文学题材及其处理方法上盛行的华而不实与迟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佩雷茨·斯摩棱斯金在《让这成为批评》一书中指出，人民不能只靠昔日的文化生存，文学必须为美好的前途作出贡献。利林伯卢姆在文学刊物《晨曦》上发表题为《动乱世界》的长篇评论文章，对玛普的小说《伪君子》进行了评论。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文学刊物也不断发表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对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和动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包括所有文学形式的希伯来文学到目前为止，尚只限于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启蒙思想，还不是广义上的民族文学。它并没有全面涉及公众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一切发自民族实体深处的文化遗产，只是改善那些不懂任何其他语言的人们所处状况的一种手段。看来，这一现象的彻底改变还有待于犹太民族复兴运动新时期的到来。
现代文学时期(1881—迄今) 19世纪末在欧洲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在犹太人的故土重新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权民族的家园成了运动的主要目标。在那里，一批又一批犹太人随阿利亚移民潮而来。希伯来语开始“复活”，再次成为犹太民族日常生活用语。一个新的犹太文化中心重新在巴勒斯坦出现。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进入“现代”时期。这一时期的希伯来文学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欧洲阶段(1881—1918)。文学中心仍在欧洲，特别是东欧俄国。犹太启蒙运动尽管刚刚在东欧广泛传播，但其消极面却充分暴露出来。新的反犹思潮的抬头和东欧集体迫害事件的不断出现，使许多犹太人放弃同化的主张，开始反省启蒙时期曾表示赞同的观点。犹太人的民族自尊心被激起，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在这一形势下，一批希伯来作家如鲁本·布劳德斯、齐布·亚阿比茨创作了一些颂扬犹太传统和文化的作品。以宣传“精神犹太复国主义”为已任的著名作家阿哈德·哈阿姆在将犹太教与人文主义传统和现代文化结合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传达民族的复兴和自由发展应以民族精神和人类共性为基础的观点。到90年代末，希伯来作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个人及其命运，不少作品集中在揭示犹太知识分子内心斗争和双重心理方面。别尔季切夫斯基和本—锡安都是以此为创作主题的重要作家。小说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一大特点。就艺术成就而言，海姆·比利亚克和扫罗·切尔尼齐夫斯基的诗歌创作最为突出，他们的创作活动把这一时期的希伯来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创建民族家园阶段(1918—1948)。这时的文学中心已移到巴勒斯坦。主要的希伯来文学家都集中在那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文学开始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服务于犹太民族复兴事业，成了这一时期希伯来文学的主要目标。20年代起，“复活”后的希伯来语已经成为一部分生活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用语，无论是词汇还是句法都跟上了现代生活的步伐，这就使得使用该语言进行新的文学创作成为可能。反映20世纪巴勒斯坦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犹太移民生活的作品不断涌现。活跃在散文和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主要有：约瑟夫·希伦纳、格松·肖夫曼、雅可夫·斯坦因伯格、撒·约·阿格农、德巴拉·巴农、海姆·哈扎斯、亚设·贝拉克、亚伯拉罕·卡巴克、多夫·凯姆希、埃利亚泽·斯坦曼等。
诗歌创作继续得到了发展，现代派的一些手法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希伯来诗人所采用。有成就的诗人有大卫·西蒙尼、雅各·菲赫曼、雅各·斯坦伯格、以撒·卡泽纳尔松、犹大·卡尼等。
这一时期的希伯来文学除了在巴勒斯坦得到迅速发展外，在美国也得到了相当发展。一大批希伯来诗人和作家在纽约的聚集，使美国成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第二中心。较有影响的作家包括金兹伯格兄弟、西尔克纳、巴夫列、阿夫拉特、布兰克、弗雷德兰德、华伦诺德等人。
第三，作为国家文学阶段(1948—迄今)。这一阶段开始于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这一时期希伯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再是少数民族的文学而一跃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其次，大批犹太移民的移入，使希伯来文学第一次拥有规模较大的真正读者群，社会的需要是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犹太人继《圣经》文学后，再一次以主权民族身份出现在作品中。这一时期的文学还开始表现出希望走向世界的倾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作家队伍形成。他们不象前辈那样以拥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为满足，而是要走向世界。在创作上，青年一代对现代主义表现形式十分敏感，造就了一大批带有印象派、荒诞派，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记的作品，并使之很快成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主流。在诗歌创作方面，耶胡达·阿米海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对语言、反讽、隐喻以及各种现代派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他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其他的诗人有海姆·古瑞、阿米尔·吉尔伯、阿巴·科夫纳、图维亚·卢布纳、丹·帕格斯等人。小说创作上更是人才辈出，象穆谢·沙米尔、阿哈农·梅格德、汉诺克·巴托夫、艾莫斯·奥兹等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深深扎根于以色列的大地，着重反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操、理想、心灵。
现代希伯来文学从出现到今天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它不仅包含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还包括了为数众多、连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优秀作家队伍。今天，它既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文学”、以色列的“国家文学”，同时也作为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参见“现代希伯来文学”)相关犹太人与犹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