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史编纂学
犹太史编纂学
对犹太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过程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的记载、分析和构拟。
《圣经》中的犹太史编纂学 记载犹太民族历史事件的最古老的编年史家出现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公元前11—前10世纪)。代代相传的对以前时代历史事件的描述，在《圣经》中已有所记载，而且这种记载很难把它们同传说和神话分开。把《圣经》记述中所包含的专有名词和日常生活现实，同周围中东文化环境所特有的类似资料相比较，可以确认这些事件(出埃及，摩西的作用等)发生在公元前第二个1千年，并证实它们不是传说，而是历史。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的最终校勘，依据了统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包括创世的思想、理想的国家制度的思想，以及把历史过程看成一部角色是上帝和以色列民族的戏剧。普泛性——所有民族都参与历史过程，为这种世界观所固有。在最初的《圣经》中已经表现出把个别民族(犹太人)的历史同全人类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倾向。在《摩西五经》中包含着始终一贯的世界史哲学最古老的范例。从《创世记》第12章起，历史阐述的范围缩小了，得到阐述的只是从始祖亚伯兰的生活开始的犹太史，虽然这种阐述在古代关于全人类史的概念关联中进行。接着描述埃及的奴役生活、出埃及和以色列部落对迦南的占领。这种描述包括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以及关于历史和地理名称的可靠资料。《路得记》汇集了关于这个时期诸事件的故事，它有时对重要事件和次要事件未加区分。犹太史编纂学在《撒母耳记》上、下中得到复兴，它涵盖了大约公元前11世纪和大卫时代。《撒母耳记》提供了时代的客观图景和历史活动家的肖像。例如，详细描述了大卫的生平。独特的文学技巧为它的某些描述所固有，例如，对扫罗之死的描述，以及押沙龙起义和大卫对他的哀悼的描述就是如此。这些书的叙述材料很大一部分显然取自宫廷编年史家或者历史编纂家的记载。《圣经》中首次提到的历史著作是《所罗门记》，该书仅有一部分保留在《列王纪》中。以色列国和犹太国的历史首次在《历代志》和《以色列和犹大列王纪》中得到阐述，后一本书显然是犹太史编纂学的又一文献。传流下来的《列王纪》利用了这些资料，叙述了所罗门的为王，他死后王国的分裂，亚哈家的历史极其悲剧性的衰微。《历代志》转述了《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但同时强调圣殿的意义。《圣经》也包含反映犹太史个人和局部事件的许多篇章，如《但以理书》等。
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史编纂学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给犹太史编纂学带来重要的新气象：寻找和利用官方文件和信函，以及全部用第一人称叙述。随后3个世纪的犹太史几乎完全没有在书面文献中得到反映。没有进入犹太《圣经》经典的《玛喀比书》记述了哈斯蒙尼起义，《玛喀比书》上册为希伯来语，下册为希腊语。《玛喀比书》上册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作者生活在希尔坎一世为王的时代。下册的作者基列纳的雅松是生活在2世纪的希腊化的犹太人，他是姓名流传至今的第一位犹太历史学家。他的5卷本历史著作的简要转述，首先记述了犹大·玛喀比的功绩。
第二圣殿时代末期，犹太史编纂学取得了很大发展。阿历山大城的斐洛撰写的历史著作，力图证实犹太民族处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他的同时代人大马士革的尼古拉虽然不是犹太人，然而对犹太史编纂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世界史专著关于希律王的广泛描述，被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约瑟福斯·弗拉维大段大段地引入其著作中。约瑟福斯·弗拉维是犹大战争结束时开始写书的。他的《犹太古事记》记录了犹太民族自存在至反罗马起义之前那段历史。著作的第一部分以《圣经》叙述为基础，试图以最新的历史编纂学的观点重新理解传统的文献资料。最初以阿拉米语写成的《犹大战争史》，是从祭司的立场，按照亲法利赛教派的观点写就的。该书不仅阐述了战争本身的事件，而且详尽描述了促使战争爆发的政治状况和其他状况。约瑟福斯著作的结构反映了希腊历史学家的影响。他是诉诸非犹太读者的第一个犹太人。他把犹太史不仅作为宗教、而且作为民族和政治有机体来加以阐述的。
在《塔木德》和《米德拉西》中，缺乏对历史事件有联系的叙述(甚至“犹大”的名称都没有提到)。这两部书中只有对与圣殿被毁、罗马统治等有关的事件的暗示。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编年史 在巴尔科赫巴起义被镇压后的若干世纪中，犹太史编纂学处于停滞状态。8世纪犹太编年史家在意大利活动的复兴，导致在10世纪写成的编年史中，尝试用希伯来语改写约瑟福斯的著作。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犹太史编纂学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阿希马茨手卷》，阿希马茨是一位编年史家，其手卷为家族编年史，约写于1054年，包含着当时意大利南部犹太生活的生动图景，也提供了有关西西里、拜占庭、北非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状况的重要资料。在加昂施利拉·哈尼纳写给《塔木德》研究者的信(987)中，包含着从《塔木德》完成，到11世纪期间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史有价值的资料。中世纪犹太编年史，象基督教编年史和穆斯林编年史一样，主要由宫廷和寺院编写。它们把当朝君主的行为说成是先前君主们行为不可分割的锁链中的一环，而有时也指出这些行为同《圣经》所描述的历史事件的联系。编年史总是有倾向性的，它们力图为王朝和教会的主张辩护。犹大民族没有中央政权，这妨碍它的这类编年史的发展。显然，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犹太编年史的发展受到这种辩护任务和教导任务的制约。
托莱多的亚伯拉罕·伊本·达乌德(12世纪)可以被认为是中世纪第一位广义上的犹太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承续记》是以阿拉伯史编纂学的风格写成的，利用了伊斯兰世界的例证。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证明拉比传统的不间断性(驳斥卡拉依姆犹太人的主张)，不过，其中所搜集的材料是穆斯林西班牙犹太史方面的较好的文献资料。伊本·达乌德的著作是西班牙犹太人其他编年史的样板。这些编年史有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亚伯拉罕·柴库托(1452—1515)的《世谱记》，葡萄牙被驱逐者的后裔伊本·雅希(1515—1578)的《传说集》，后者把真实的事件同传说中可疑的故事混在一起。
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推动了犹太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力图认识最大的犹太中心的倾复。巨著《以色列灾难中的安慰》(1553)概述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史，并对这些苦难作出解释。伊本·维尔加的《犹大之患》是中世纪犹太人受迫害的故事集。为了解释犹太人在其他民族中的命运，伊本·维尔加往往诉诸道德议论和说教性故事，有时候歪曲了历史真实。
A·罗西著作的特点是转向第二圣殿史，利用非犹太人的文献资料，对神学问题持批评态度。约瑟夫·哈—柯亨运用了适合当时条件的编年史方法，他不仅利用非犹太人的文献资料，而且专门研究了法国和土耳其的宫廷史。他的关于犹太史的主要著作《哭泣谷》(1558)研究了近代初期和反宗教改革时期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
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环境中没有产生编年史。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几乎只同信徒蒙难志、对迫害的描述或者信仰牺牲者的姓名罗列有关。有几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1096)犹太人受迫害和屠杀的目击者的叙述。埃符拉伊姆在《回忆录》中叙述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1147—1149)犹太人受的迫害和血祭诽谤事件。在德国犹太社区的悼亡记中有死亡者的名单。
拉比犹大·利瓦的学生大卫·汉斯的著作《策马赫·大卫》(布拉格，1592)是在中欧编年学的影响下写成的，它对世界史和犹太史作了共时性描述，增补部分详细研究了的一些事件。埃利雅胡·卡普萨利(约1483—1555)编年史的特征是包容的事件广泛，并利用了他个人的经验以及与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会晤的回忆。赫梅利尼茨基率领的哥萨克在乌克兰和波兰对犹太人大规模的迫害，导致产生了一系列记述此事的编年史，其中最杰出的是N·哈诺维尔的《泥潭》(1653)。为了激起犹太人悔悟和加强他们的信仰勇气，作者在书中鲜明地描绘了当时的悲剧事件。
系统著作的出现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圣经》早期批评者和自然神论者的影响下，对《圣经》记述的历史的可靠性的信仰动摇了，出现了若干种基督教徒撰写的著作，它们是在世界史的关联中考察犹太史的。在基督教历史学家中，法国新教徒巴那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力图在历史中寻找《圣经》预言的真正实现。他在著作《犹太人的历史和宗教》(7卷，1706—1711)中以巨大的同情描绘了犹太人民的命运以及坚持自己信仰的顽强性。不同于其他基督教作者，他承认基督教产生后犹太教的价值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不过，同情犹太人民和犹太教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也认为犹太人归根到底应该接受基督教。
布拉格的犹太启蒙运动思想家首先使用欧洲历史科学的方法，以研究犹太史。列维宗(1789—1821)的《犹太新史讲演录》(维也纳，1819)是以现代欧洲语言(德语)阐述犹太史的首次尝次。
I·M·约斯特是犹太史编纂学领域中启蒙运动倾向鲜明的表现者。他把犹太民族主要看成为宗教体现者，基本上只关注犹太人的精神过程和宗教流派，仅仅依据文学资料，而不依据文件和档案材料。他的巨著《从玛喀比时代迄今的犹太史》(1—9卷，1820—1828)的特点是冷静的理性主义和对犹太传统的批判态度。他较晚的著作《犹太教及其教派史》(1857—1859)由于丰富的事实材料而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19世纪最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是G·格列茨，他撰写了多卷本著作《犹太通史》(第1—11卷，1853—1875；第12卷，1880)。他通晓犹太文献资料，分析精细，具有敏锐的历史感。他把犹太民族看作为活的有机体，从族长(指雅各)时代起就具有不间断的民族存在。格列茨的世界观属理性主义，这使得他同M·门德尔松的观点相接近，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犹太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这种理性主义决定了格列茨对犹太神秘主义流派(喀巴拉，哈西德)的否定态度。
现代圣经学的发展降低了格列茨《犹太通史》研究《圣经》时期的头几卷的学术意义，不过，研究《塔木德》的一卷迄今仍未丧失其价值。《犹太通史》出色地评述了许多中世纪犹太精神领袖：拉希，迈蒙尼德，纳赫马尼德等。不过，作者几乎没有注意犹太社会和经济生活，也极其片面地阐述了东欧犹太史。
19世纪末期，东欧犹太人成为研究的对象。各种思想流派——宗教正统派、自由社会学派、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在历史编纂学中得到表现。格列茨的著作由拉比诺维奇从德语译成希伯来语(有修订和增补，1890—1899)。译本对东欧犹太人产生巨大影响，促使东欧犹太人产生出杰出的历史学家。Z·雅维茨的《以色列史》(希伯来语，14卷，1895—1940)信守民族和宗教传统，虽然也有某种批判。
S·杜勃诺夫的《世界犹太史》(俄语)揭示了犹太史编纂学的新纪元。不同于格列茨对历史的纯精神解释，杜勃诺夫采用的是社会学方法。杜勃诺夫对犹太史编纂学作出的主要新贡献在于，他从犹太史中盟主权由一个犹太中心向另一个犹太中心转换的观点，考察了犹太史。在他看来，犹太主要中心是第一和第二圣殿、以及《密西拿》时期(迄至2世纪末期)的巴勒斯坦；流放领袖职权、塔木德经院和加昂时期(迄至10世纪)的巴比伦；所谓黄金时代(迄至15世纪)的西班牙、德国；16世纪盟主权移至波兰犹太人，然后移至俄国犹太人。
S·巴龙也属于社会学派，他著有多卷本著作《犹太社会史和宗教史》(英语)，作者特别注意犹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同周围环境深刻的相互联系。巴龙证明了各个国家中犹太史基本过程的共同性。他的著作特别强调社区在犹太民族生活中的意义。
杜勃诺夫是波兰和俄国犹太史编纂学的先锋。M·巴拉邦也是这个领域中的重要作者，他的研究以档案资料为基础。波兰犹太人的另一个编年史家是舍彼尔，他侧重法律和经济。他对西欧犹太经济的研究，仿佛是犹太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G·M·卡罗(1867—1912)的著作的继续。
民族浪漫主义学派在以色列的代表是B·迪努尔，他把以色列历史家园看作为各个时期犹太史动力的中心，即使犹太人在这里只占很少一部分时也是如此。他否定加路特(流放)，在这方面他赞同考夫曼、克利亚茨金和贝尔的基本思想。在散居中也保持民族的统一性，这是他编年史构架的基础。决定这种统一性和历史过程不间断性的因素，是历史家园中犹太人的存在。“民族静止性”表现在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中，“民族活动性”表现在阿利亚和救世主义运动中。如果格列茨把M·门德尔松的活动(从1750年起)看作为犹太史中新时代的开始，而杜勃诺夫把法国革命(1789)看作这种时代的开始，那么，对于迪努尔来说，新时代则从犹大·哈西德·哈列维移居巴勒斯坦(1700)开始。迪努尔广泛引用了第一手资料，在必要的地方作出了自己的注释。
以色列国中犹太史编纂学的最大代表之一是贝尔。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基督教时代西班牙犹太史，以及第二圣殿时期犹太精神和宗教生活。他通晓文献资料和档案，力图揭示形成犹太民族面貌的内在力量。他的基本论点是，不应当在加路特(流放)、而应当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历史家园中寻找犹太民族精神创造和社区组织的根源。
第二圣殿史成为约瑟夫·克劳兹内尔理论构架的基础。他认为，正是在第二圣殿时期形成了以后许多世纪期间在犹太民族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观念。克劳兹内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类似于英国思想家R·卡莱尔关于杰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在《第二圣殿史》(5卷)、《拿撒勒的耶酥》和《从耶酥到保罗》等著作中，克劳兹内尔同某些基督教历史学家相争论，在他看来，这些历史学家为了颂扬基督教而歪曲了第二圣殿时代的面貌。他认为，犹太救世主义思想从来没有获得纯精神的宗教伦理性，而始终保持着政治基础以及同历史家园的联系。柴特林(1892—1976)对第二圣殿史也持类似的观点。在《第二圣殿史》一书中，他仔细考察了《塔木德》时期的立法和年表。
V·切利科维尔为系统研究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献奠定了基础，他主编出版了这些文献的全集，并作出注释(1—3卷，1957—1964)。他研究犹太文化和希腊化时代文化之间关系的著作具有奠基性。比凯尔曼(1897—1981)的著作《玛喀比的上帝》(德语，1937)研究玛喀比起义。G·舍列姆为犹太神秘主义研究拓开了新视野。在一系列著作中，他研究了自古代迄至哈西德派各种犹太神秘主义流派的起源。沙贝塔伊·泽维的大型传记在舍列姆的学术遗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舍列姆的研究特点是，在各种宗教史的背景中、在同其他文化领域的神秘主义流派的联系中研究犹太神秘主义。
犹太史编纂学的另一个学派特别关注犹太史的经济方面。这个学派的先锋是L·赫尔兹弗尔德(1810—1884)。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促进了这个学派的发展。R·马勒尔运用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他在《近代犹太民族史》(1—7卷，1956—1980)中，从犹太民族内部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评价了犹太史编纂学的价值。
戈伊坦(1900—1985)研究了伊斯兰世界、包括也门的犹太史。晚年他研究了10—13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社区。
许多犹太史编纂学著作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N·索科洛夫的《犹太复国主义史，1600—1918》(英语，1—2卷，1919)在返回锡安思想于犹太环境和基督教环境的各种表现中考察了这种思想。A·贝姆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书是对1925年以前犹太复国主义史的详尽研究。B·迪努尔及其学生的学术活动对犹太复国主义史编纂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特拉维夫的魏兹曼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本—茨维研究所(该所特别注意研究中东犹太社区)和耶路撒冷夏扎尔研究中心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伊休夫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研究。在以色列境外，美国布兰代斯大学的B·加尔彼尔恩(1912年生)也对这些课题进行了研究。
许多著作研究了纳粹屠犹的悲剧事件。有两本英语著作完整地考察了纳粹屠犹事件：J·雷特林格尔的《最终解决》(1953)，这是一本以德国档案材料为基础的重要著作；以及R·赫尔贝格的《消灭欧洲犹太人》(1961)。F·弗里德曼是纳粹屠犹史方面的著名专家。他的研究所还研究了被占领的欧洲中犹太地下斗争史和隔都中犹太人的反抗史。L·达维多维奇的《反犹战争，1933—1945》(1975)一书也研究了纳粹屠犹课题。
20世纪出版了大量研究犹太史的各个时期、社会方面和地理方面的著作，以及国别犹太史和单个社区史的著作。地方犹太社区史研究会分别在美国(1892)、英国(1893)和捷克斯洛伐克(1927)建立。各国的犹太学研究会对于这些国家的犹太史编纂学予以很大注意。20世纪这个课题的著作中最杰出的当推贝尔的《基督教西班牙的犹太史》(1945)，以及M·卡苏托对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犹太人的有价值的研究。几乎是首次对东方国家的犹太史予以认真注意(本—茨维研究所)。在以色列大学中，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如R·马勒尔，N·加尔比尔恩(他出版了流传下来的四省会议记录，对东欧犹太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A·沙利特(1898—1979，希律一世的传记作者)，本—萨松(1914—1977，中世纪晚期欧洲犹太史专家)。雅·卡茨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犹太世界和非犹太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贝伊纳尔特
(1917— )则是研究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和犹太社区的专家。
在以色列，1969—1970年出版了希伯来大学历史学家们集体编写的3卷本《犹太民族史》。1964年马萨达出版社开始出版多卷本巨著《世界犹太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