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学
希伯来学
研究希伯来语和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本文的诸语文学科的总称。16世纪以前，研究希伯来语的语言学著作的作者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依据马所拉本文，并运用阿拉伯语法学家的方法。
希伯来语研究 希伯来语的研究在《塔木德》和《米德拉西》所包含的马所拉注解和《圣经》诠释的基础上形成。希伯来语的语言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通常认为是10世纪初期的事，10世纪末期则被认为是希伯来学发韧期的终结。萨迪·加昂的著作《词语大全》和《语言典藉》是研究希伯来语最早的语言学著作，前者是词汇学著作，后者是语法著作。
卡拉依姆注释家耶费特·阿里·哈列维(10世纪下半叶)留下了关于希伯来语语法和词汇学的有价值的见解。他的同时代人约瑟夫·诺阿赫也撰写了语法论文。耶胡达·伊本·库拉依希(9世纪末到10世纪)首次对《圣经》词汇、《密西拿》和《塔木德》的希伯来语词汇，以及阿拉伯语词汇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的尝试。差不多同时，杜拉希·伊本·塔米姆(约890—955)研究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词汇之间的密切联系，旨在证明希伯来语更为古老。大约10世纪中期，大卫·亚伯拉罕·阿尔法西编写了希伯来语和《圣经》阿拉米语详解词典。10世纪下半期，伊本·萨鲁克完成了《笔记》，这是第一部用希伯来语写成的希伯来—阿拉米语详解词典，同时也是西班牙犹太人撰写的第一部语言学性质的希伯来学著作。伊本·萨鲁克的解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的主要驳难者是杜纳希·本·拉勃拉特，后者也对萨迪·加昂的著作提出批评。犹太语法学家和词汇学家用阿拉伯语写成的著作，在11世纪广泛流行。在东方，它们成为11世纪上半叶的语法学家和词汇学家的范本。卡拉伊姆语法学家和词汇学家阿布尔·法拉杰接受了阿拉伯文献中所借用的希腊语言理论，他认为不定式是希伯来语所有动词形式的基础。他对希伯来语小品词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还是对《圣经》阿拉米语语法和希伯来语语法作比较研究的先驱者。不过在12世纪中期，由于犹太中心从伊斯兰国家转移到基督教欧洲国家，犹太语法学家和词汇学家用阿拉伯语撰写的著作逐渐被遗忘。而用希伯来语撰写的希伯来学著作(如伊本·萨鲁克的《笔记》)在12世纪末期前，继续对意大利、法国北部和德国犹太人产生影响。
犹太希伯来学蓬勃发展期 这一时期开始于10世纪末，延续到12世纪中。该时期的大部分著作是在西班牙用阿拉伯语写就的。其中既从词汇学角度，又从语法学角度考察了《圣经》希伯来语。耶胡达·大卫·哈尤杰(约945—1000)写于10—11世纪之交的两部著作，标志着希伯来学史上新时期的开始。11世纪所有杰出的犹太语法学家都受到这两部著作的影响。11世纪40年代，伊本·加纳赫的《精密研究》试图完整地描述《圣经》希伯来语(译成希伯来语时改名为《语法书》)。在容量和深度上，这部著作在整个中世纪研究希伯来语的著作中无可匹敌。它是第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中世纪犹太希伯来学著作，由两部分组成，分别研究希伯来语语法和词汇。哈尤杰和伊本·加纳赫著作中所采用的语法分析和词汇释义也为11世纪下半叶某些《圣经》注释所利用。还出现了一系列语言学专著，其作者们力图深化先驱者们的思想。11世纪下半叶，耶胡达·伊本·巴拉姆在《有意义的小品词》一书中，试图详尽地描述希伯来语小品词。伊本·巴鲁恩(死于1128年)撰写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之比较》一书，这部著作迄今仍然是对这两种语言进行最深刻和最充分的比较研究的一部著作。
从12世纪中期开始，希伯来语研究扩展到阿拉伯文化区域之外，出现了希伯来学的希伯来语译著。12世纪犹太希伯来学家中最著名的有：阿布尔·哈桑，他研究了希伯来字母中11个辅音的记忆规则；梅纳赫姆·希罗摩，他在《试金石》中研究了希伯来语语法；伊本·以斯拉，他撰写了一系列语言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基督教国家犹太人的希伯来学的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以后也对基督教希伯来学家产生了强烈影响。
在伊本·以斯拉以后，约瑟夫·基姆赫(约1105—1170)和他的儿子摩西(死于1190年)、大卫(约1160—1235)对希伯来学的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提出了长元音和短元音的概念。在12—13世纪的其他希伯来学家中应该提及的有伊本·帕尔霍姆，他是伊本·以斯拉的学生，编有希伯来语词典；伦敦的摩西·本·哈奈西阿，他编有附录在自己的词典后面的希伯来语语法，这是法德犹太人在西班牙学派的理论原理的基础上撰写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梅厄·塔姆，他撰有涉及杜纳希·拉勃拉特同伊本·萨鲁克争论的论著。
希伯来学停滞期 13—14世纪希伯来语的语法著作和词汇学著作虽然不少，但往往缺乏自己的特色。在这段时期中，大卫·基姆赫的著作影响颇大，它成为希伯来语词汇和语法研究者最权威的依据。在《圣经》以后希伯来语词典的编纂方面，应该指出埃利雅胡·列维塔的著作——《塔木德》希伯来语小品词词典和《圣经》翻译阿拉米语词典。还有人编纂了第一批同义词词典。15世纪初期，意大利的耶赫埃尔编写了第一部希伯来—意大利—阿拉伯三语词典。拉丁语言学对犹太希伯来学的影响出现端倪。亚伯拉罕·梅厄·德·巴尔梅斯(约1440—1523)试图运用拉丁语法思想描述希伯来语。他和P·杜朗的著作揭开了希伯来学史中新的一页。
基督教希伯来学 基督教希伯来学家也对希伯来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基督教存在的第一个一千年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基督教希伯来学家：奥利根(约185—253)和耶罗尼姆。他们的《圣经》注释广为传播。这些注释同菲隆·亚历山大和约瑟福斯·弗拉维的著作一起，成为基督教徒有关犹太人和犹太教信息的基本来源。12—13世纪期间，基督教学者继续探索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文献和学术文献，有时候他们接触到这些文献的希伯来语译本。圣芳济派修士(13世纪初期西欧创立的天主教苦修会的修士)和多明我会修士(13世纪为了镇压反天主教运动而建立的僧团)为了传教，在犹太区附近、甚至在犹太区内部(例如牛津市)建立了寺院。传教的热忱促使某些多明我会修士学习希伯来语。他们约于1236年在巴黎开办了学习希伯来语的学校。圣芳济派在英国留下了更为明显的印记。圣芳济派修士尼古拉·德·里尔(约1270—1340)的《圣经》注释，成为第一部印刷出版的基督教希伯来学著作。多明我会修士在西班牙的传教活动也导致他们研究《圣经》以后的犹太著作。
15世纪末期，犹太神秘哲学成为基督教人道主义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他们在这种哲学中寻找三位一体学说的证据。他们的一些著作是中世纪基督教希伯来学的高峰。他们在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领域中具有渊博的学识。
I·雷赫林的《希伯来语入门》一书(1506)是第一本由基督教徒撰写、供基督教徒阅读的希伯来学著作。1541年，S·缪斯退尔(1489—1552)在巴塞尔出版了以埃·列维塔(列维塔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希伯来学家接受犹太希伯来学的传统，他对马所拉的研究特别有名)语法著作为基础的希伯来语语法著作。这样，希伯来学就不再仅仅是犹太人的事业，而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中，也有人通晓希伯来语，不过，这种通晓完全以犹太文献为基础，几乎没有给希伯来学的发展带来任何贡献。16世纪初期是希伯来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希伯来语研究开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这种研究表现了欧洲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古拉丁语、古希腊语兴趣的复兴。对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兴趣，也扩及到对其他古代语言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上。
在1490—1540年的半个世纪中，三个相互独立的因素对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三个因素是：(1)希伯来语语法专家，特别是雷赫林和K·彼利卡努斯(1478—1556)出现；(2)印刷机和希伯来语活字排版出现，基督教印刷家丹尼尔·波姆贝格的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他首次在欧洲出版了“拉比”《圣经》(即带有公认的注释的希伯来语文本)以及两种《塔木德》的完整文本；(3)宗教改革，它极大地激起了基督教徒对《圣经》原文文本的兴趣。这些因素导致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一些大学中创办了希伯来语教研室(部分地得到国家的监护)。例如，1540年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大学设立了希伯来语教研室。以后，基督教希伯来学在欧洲沿着两种方向——天主教方向和新教方向发展。反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希伯来学的研究活动几乎仅仅集中在《希伯来圣经》上。其最高成就是以多种语言出版了《圣经》(安特卫普，1569—1572；巴黎，1628—1645)。在宗教改革的国家中，希伯来学的最高成就是1657年在伦敦出版了最精致的《圣经》多种语言本，该书的问世是由B·沃尔通(1600—1661)领导的一组学者促成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圣经》不断被译成欧洲语言，开先河的是M·路德的德译本(1523)和威廉·廷达尔的英译本(1530)，他们都是直接从希伯来语翻译的。当时一些优秀的希伯来学学者参加了英语标准译本的翻译工作，该译本以《詹姆士国王圣经》(1611年第一版)而著称。
17世纪初期，基督教希伯来学家的研究与其说被人道主义思想、不如说被神学思想所驱动。布克斯托夫希伯来学家家族(1564—1732)由于出版犹太著作获得很高的知名度。老布克斯托夫(1564—1629)出版了带有阿拉米语译文的希伯来语《圣经》、马所拉附注和最重要的犹太诠释。他的儿子小布克斯托夫(1599—1664)出版了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犹太著作、包括犹大·哈列维和迈蒙尼德的著作的译本。
斯宾诺莎是第一位用拉丁语撰写希伯来语法著作的犹太人(《希伯来语语法简述》，1667)。他是以历史批判观点研究《圣经》的先锋，宣称摩西不是《摩西五经》的作者。
希伯来学中的历史比较方法 在17—18世纪的犹太希伯来学家中，关于希伯来语神的起源观点很流行。这种观点认为，希伯来语是全人类最早的语言，是其他一切语言的鼻祖。18世纪末期，由于积累了其他闪语的知识，这种观点被动摇了。
17—18世纪，荷兰是希伯来语言学主要发展中心之一。那里第一次、并且最强烈地表现出对希伯来语传统观念的批判态度。A·舒尔滕斯(1686—1756)复兴了希伯来语研究的比较方法。按照他的意见，希伯来语不过是闪语方言之一，而闪语方言最纯粹的范式是阿拉伯语。尽管有某些偏颇，然而舒尔滕斯的方法标志着希伯来学发展中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延续到20世纪中叶，其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把希伯来语的各个方面和其他闪语的相应方面(在20世纪还同哈比语的各个方面)相对比。这种方法的开端是由西班牙学派的犹太语法学家和词汇学家奠定的。
J·G·赫尔德(1744—1803)的理论对希伯来语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赫尔德否认语言是上帝的直接赐予，而把它看作是人的自然创造的产物。他高度评价希伯来语的诗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在他的心目中，希伯来语是典型的自然形成的“原始”语言。
19世纪初期希伯来学的最大代表是G·格泽尼乌斯(1786—1842)，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词典以及有关希伯来语语法的著作迄今仍然具有意义。当时，藉助统一原始语的构拟方法，在闪语的历史比较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原始语构拟方法对希伯来语法研究深有影响。
格泽尼乌斯去世后的100年，是希伯来语历史研究深化的时期。运用历史批评方法研究《圣经》，能够在以前被认为是统一的文本中划分出不同的语言层面。闪语学领域里的发现，一系列古代语言(古埃及语、阿卡得语等)的破译，极大地丰富了有关希伯来语得以发展的语言环境的概念，证实了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希伯来语的效果。由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乌加里特语(公元前2400年腓尼基的城邦乌加里特居民使用的语言，属闪—含语系闪语支，有公元前2400年的文献)，这个过程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希伯来语本身的研究领域中，作出了重要发现。对马所拉以前的《圣经》手写文件的研究，弄清了希伯来语早期发展阶段的一系列特征。死海发现的残卷含有比当时已知的日期早得多的《圣经》文本，这一重大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期间希伯来语的状况和历史的研究。
19世纪期间，在犹太人的社会状况和教育状况发生变化的同时，犹太人许多世纪中所从事的语法研究和欧洲诸大学中所发展的希伯来学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卢扎托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体现这个过程的学者。
希伯来学中的现代学派 20世纪，犹太希伯来学和非犹太希伯来学的趋同过程比较容易，原因是非犹太希伯来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学的影响，回归到人道主义起源上去了。各国的犹太希伯来学家对《圣经》时期以后、特别是更晚近时期的希伯来语予以很大注意。在希伯来学的发展中，德国的犹太学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运动的代表们很注意基督教产生时期巴勒斯坦的语言学状况，其中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相互关系。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希伯来学主要在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闪语学专业中得到发展。莫斯科闪语学的中心是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十月革命以后，在列宁格勒大学闪语学教研室和1930年创立的东方学研究所(1956年成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中形成了希伯来学学派，其创始人是P·科科夫采夫。比较闪语学领域里的最大学者B·M·格朗杰(1891—1974)出版了希伯来—俄语词典。
20世纪，探求希伯来语的语言学现象和古代以色列人的思维特征之间联系的尝试，取得一定的意义。这种方法的价值和运用范围，成为希伯来学家们争论的对象。
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与希伯来学中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明显统治地位相抗衡的，是描述语言学的新方法，该方法主要关注的与其说是语言的历史发展，不如说是对作为系统的语言的共时描述。该方法主要以活的语言和口语的研究为基础。
由于复兴希伯来语作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实践任务，对希伯来语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获得特殊的现实性。为了使古希伯来语适应现代任务，需要认真研究过去的史料，并运用这些史料为现代需要服务。这种学术功绩的丰碑是《希伯来语大全词典》(1908—1959)，这项工作是由本—耶胡达开始进行的。
以色列希伯来学家的著作既研究希伯来语的历史，又研究其现状。埃·库切尔(1909—1971)研究了第二圣殿时期一系列文学文献的语言，他还撰写了语言史方面的著作(《词语及其历史》，1961)。自1965年起，他编辑希伯来语科学院刊物《列舍内努》。
描述语言学方法在以色列口语研究中，例如在《我们的希伯来语》和英语《以色列希伯来语教科书》中得到运用。语音研究是描述语言学新方法的组成部分，它对希伯来语历史语言学也具有重大意义。语音方法被成功地运用于某些犹太社区、例如也门社区言语发音特征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希伯来语发音史和元音系统。
在词典编纂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大型工具书《新词典》(1947—1958)和多卷本词典《希伯来语词库》(1—15卷，1960—1980)。现代希伯来学既在以色列、又在其他国家继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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