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犹太哲学
希腊化犹太哲学
受古希腊哲学影响产生的犹太哲学。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随之而来的是希腊文化的巨大影响。到公元前2世纪，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犹太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许多人把希腊文化看成是一种超越希腊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加以接受。希腊化犹太哲学应运而生，并在该地区持续发展到公元1世纪中期。
希腊化犹太哲学的出现，产生了两个结果：(1)通过对犹太教义进行哲学解释，协调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特别是其中的斯多噶—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关系；(2)为犹太教辩护，说明它也是一种哲学，一种有着精神上帝和理性伦理观的哲学。这时的犹太哲学家多用希腊文写作，其作品在涉及哲学主题的同时也涉及神学主题，但只有残卷流传至今。尽管如此，犹太哲学家坚持认为，犹太教高于哲学，并试图从犹太教义出发严厉斥责希腊文化中的多神崇拜思想。
第一位有成就的希腊化的犹太哲学家是班尼亚斯的阿里斯托布鲁斯(公元前2世纪中期)。阿里斯托布鲁斯认为，希腊哲学家和诗人的思想源于摩西的智慧。他在评论《托拉》时，运用了隐喻的方法，如将“上帝之手”解释为“上帝的力量”。还有《亚里斯提书信》的作者提出神助的必要性及中庸、控制情欲等论点，同时从道德角度解释犹太礼仪，认为这些礼仪的存在旨在促使人的道德完善。《玛喀比四书》的作者显然熟知希腊哲学，特别是公元前1世纪斯多噶主义者波塞多尼奥斯的哲学思想，通过例举犹太历史事件证明理智能战胜情欲。《所罗门智训》继承希伯来智慧文学的传统，谴责偶像崇拜，主张通过遵奉律法表现对智慧的爱。同时宣扬智慧需要神助，以及义人必将永生、恶人必将灭亡的观点。
希腊化犹太哲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的斐洛。他精通希腊文化，著述颇多，包括一系列对《托拉》的论述、对《托拉》的哲学阐发以及独立成章的哲学论文。斐洛的哲学观受柏拉图和斯多噶主义影响较大，同时也带有神秘主义的成分。
斐洛率先提出作为上帝启示的《托拉》具有表面和隐含双重意义。前者能为一般民众所理解，而后者有待于哲学家去发现。基于这一认识，斐洛实际上是同时从字面以及隐喻意义两方面对《托拉》加以诠释。
斐洛还在解释《托拉》中律法条文的同时，采用隐喻式的叙述手法，将犹太律法的内在含义转化为一系列抽象哲学概念，根据波塞多尼奥斯系统化了的柏拉图思想提出自己的世界观。他认为，由于神是唯一永恒、全知全能、无形无体的，人根本无法描绘其本质。《圣经》对神的描述实际上是神的本质的表现。神是善的，但他并不等同于柏拉图所说的善的观念。斐洛运用柏拉图的“理念”将《创世说》解释为：理念最初作为一种模式存在于神脑中，然后作为未具形体的原始质料存在于神与世界之间，最后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三种形式的理念本质上属于相应三种形式的“道”(即“逻各斯”)，是宇宙一切力量的来源。神首先创造出不具形态的道，即概念的世界，随后才创造出可感知的物质世界。这样，超越的神不再与感官世界互相对立隔绝，而是中间有各种不同阶段。
斐洛还认为，神创世时创造出具有不同纯洁程度的灵魂。最纯洁的灵魂最后成为天使；不够纯洁的灵魂附到肉体上成为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有感知、认识和自由意志；有理性的灵魂靠神的恩典可得到不朽，进入上界超感官世界。
基于柏拉图思想，斐洛将知识分为三类：感觉，由感觉而来的理性知识以及理念知识。与柏拉图思想不同的是，他没有将知识描述为回忆，而是将其等同于启示。斐洛认为，狂喜会伴随启示而来，表现出神秘主义的倾向。他相信，启示有多种功能，上帝亲口说出启示，只有犹太人才能听见。
斐洛接受了幸福只有通过道德和智力完善才能获得的哲学观点。但他认为，只有神圣的摩西律法才能尽善尽美地做到这一点，因此对它的遵奉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是受到奖赏还是惩罚。斐洛按照希腊政治理论设计了一个理想国。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应是上帝，而国王、大祭司及元老院只作为他的世俗代理人，监督律法的执行。
斐洛的思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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