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士革事件
大马士革事件
指控大马士革犹太人进行祭祀谋杀的案件。1840年2月5日，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政权统治下的大马士革，卡普秦修会(天主教修会)地方修道院院长托玛斯和他的穆斯林仆人阿玛拉失踪。修道士们认为，是犹太人杀死了失踪者，以便用他们的血烤制逾越节的无酵饼。由于叙利亚的天主教徒受到法国的正式庇护，所以，调查由法国领事进行。该领事决定利用这起血祭诽谤事件巩固法国在中东的地位，而修道士们则力图加强法国对叙利亚基督教社区机构的影响。大马士革总督站在法国领事和修道士一边，要求犹太人在3天中找到失踪者。一些犹太人被捕，并遭到审讯，其中两人死去，一人为了求生而改信伊斯兰教，有些人则被迫“认罪”。
大马士革当局把这种认罪以及仿佛被发现的死者遗骸，当作犹太人罪行无可辩驳的证据，并抓了63名犹太儿童，以便向他们的父母查讯隐匿死者血液的地点。一些狂热的宗教人士袭击了犹太住宅。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对大马士革反犹的消息深感不安，他们向穆罕默德—阿里提出请愿，要求保护大马士革事件中的受害者。奥地利驻埃及总领事A·拉乌林从自己在大马士革的同事那里获得有关大马士革事件的报告后，也请求穆罕默德—阿里下令停止对被告的审讯。由于拉乌林的请求，1840年4月25日停止了审讯，但是继续进行侦察。奥地利驻埃及总领事把自己从大马士革获得的报告转交给奥地利驻巴黎名誉领事J·德·罗思柴尔德，希望后者促使法国政府改变法国驻大马士革领事的立场。不过，在罗思柴尔德同法国当局交涉后，法国驻中东各国领事根据其政府的直接指示，抵制许多欧洲国家平息大马士革事件的尝试。英国总领事和欧洲其他国家驻埃及的代表，则站在奥地利总领事一边，支持他的行为。由此，穆罕默德—阿里于1840年5月3日命令大马士革总督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免受袭击。
大马士革事件使欧洲犹太人深为震惊，他们的抗议浪潮越来越强烈，许多非犹太人(包括美国和俄国的非犹太人)也进行了激烈的抗议。M·蒙特斐奥雷、I·克列米埃、所罗门·孟克(1803—1867)等人参加的犹太代表团，以及陪伴他们的东方学家和蒙特斐奥雷的秘书刘易斯·廖维(1809—1888)来到埃及，建议穆罕默德—阿里把大马士革案件交给亚历山大里亚当局或者大马士革的欧洲法官审理。代表团的这个要求被拒绝，但是，穆罕默德—阿里也作了让步，他于1840年8月28日颁布法令，赦免被告和停止侦查。由于法令没有撤销对犹太人祭祀谋杀的指控，在犹太代表团的坚持下，该法令为另一个法令所替代。新法令声称，释放在押者是正义行为，而不是当局的恩赐。1840年9月6日，10名幸存的大马士革事件关押者获释，6名在逃的被告获准返回大马士革。
一个月以后，叙利亚建立了土耳其行政机构，蒙特斐奥雷及其代表团从埃及来到君士坦丁堡，请求土耳其当局于1840年11月6日颁布法令，宣告对犹太人使用基督教徒的血从事祭祀的指控是一种诽谤，禁止恢复以这种指控为基础的审讯。
大马士革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巩固全世界犹太人的团结和发展犹太自我意识过程中的转折点。解放了的西欧犹太人捍卫自己受迫害的同胞，这引起了欧洲犹太人对东方犹太人状况的兴趣，并成为1860年建立帮助全世界犹太人的常设组织——联合分配委员会的起因。大马士革事件中令人瞩目的是欧洲大国的干预，由于这种干预，中东犹太人的状况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欧美国家的社会舆论与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教权主义者的观点相左，在反对诽谤和迫害东方犹太人的抗议运动中，联合一致。在报刊上通过犹太政治家、金融家以及犹太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反对迫害犹太人的犹太社会舆论，首次对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