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犹太人
19世纪犹太人
19世纪是犹太人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着重表现在人口、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同时，巴勒斯坦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引人注目。
人口状况 人口的迅速增长、都市化和地理分布的扩展，是该时期犹太人口的特点。19世纪欧洲犹太人口有了很大增长。19世纪初世界犹太人计220万，其中80%居住在欧洲。19世纪末，世界犹太人为1050万，其中约850万居住在欧洲，约100万犹太人居住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犹太人在19世纪初约为50万，世纪末为90万。亚非犹太人的增长低于欧洲犹太人的增长。19世纪初，塞法迪人和其他非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占整个犹太人口的20%，而世纪末则少于10%。
19世纪犹太人口的地理分布继续扩展。19世纪上半叶，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开始向美国移居。19世纪60年代，俄国犹太人开始向美洲移居，在80年代达到很大的规模。50年中(1830—1880)约有20万犹太人移居到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前，犹太移民主要从东欧和中欧流向西欧大陆国家。
由于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原因，欧洲犹太人集中在城市中。尽管发生着都市化过程，这一时期犹太农耕者的数目在增加。19世纪初，俄国政府试图在南方建立犹太农耕垦殖区。在白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建有犹太农业基地。农业成为3．8%俄国犹太人生活的来源。
经济状况 传统的经商活动、崛起的银行业和新兴的工业领域，是这一时期犹太人经济生活的重点。在东欧，犹太人在农产品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犹太人还参与大型贸易企业、包括航运公司的工作。他们向西欧出口粮食。在他们手中，集中了允许他们居住的一些俄国省份的几乎全部的内部贸易。在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国家中，犹太人主要从事零售业。
19世纪犹太银行在欧洲具有很大影响。它们促进了德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的国家银行的建立，参加了铁路和城市建设的贷款。在中欧，犹太人积极参与金属加工和机器制造工业，也参与新兴工业领域——化工和电子工业领域的创建。在俄国，犹太企业家在食品工业(首先是制糖业)、纺织和烟草工业中占有明显地位，还参与了各种采矿工业领域的工作。
社会状况 富裕的西欧犹太人和贫穷的东方犹太人之间的差异，犹太人在欧洲科学和文学艺术中的积极作用，以及文化同化的成功和社会同化的障碍，是19世纪犹太人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
西欧犹太人的上层同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机构有联系，他们在西欧犹太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犹太人以自己的活动促进了金融、工业企业和国际贸易领域中经济的发展。迄至19世纪80年代，在西欧，犹太人对银行业、大型贸易、自由职业、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参与不断加强。在东欧，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贫穷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业无产者，同为数不多的富裕的银行家、大商人和建筑承包商之间的社会差距增大了。西欧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主要是奥斯曼帝国犹太人之间的差异特别明显，东方犹太人深受所在国家普遍的社会和经济落后之苦。不过，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犹太人所固有的统一意识没有减弱。同人口趋势和经济趋势的差异相对立的，是作为联合因素的共同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
在19世纪，犹太人对自己的民族和该民族的社会生活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态度问题，变得特别尖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从绝对忠于犹太传统，到完全同化于周围环境。18世纪末—19世纪初，洗礼是犹太人脱离自己民族的普遍途径。西欧塞法迪犹太人中接受基督教的人数在18世纪就增加了。稍后，德国犹太人也改信基督教。19世纪40—60年代，这种现象扩展到俄国。在俄国，很多受洗礼的犹太人改信东正教，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则希望通过洗礼克服融入俄国社会的障碍。通常，改信基督教仅仅导致脱离犹太民族，而不能完全融入基督教社会，基督教社会对改宗者往往不信任。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是尖锐的心理冲突的根源。
从19世纪中期起，洗礼作为脱离犹太人的必要条件，逐渐为社会同化和文化同化所替代。这条途径的第一步是既在日常生活中、又在精神创作中拒绝使用犹太语言——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而使用居住国的语言。这个过程首先发生在西欧。用居住国的语言代替犹太语言，成为犹太启蒙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而世俗教育在犹太人中的普及促进了这种替代的实现。使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犹太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创作发生了根本变化。犹太人在报刊、特别是自由和激进的报刊上显得活跃，以至在19世纪下半叶引起反犹主义者对报刊中的“犹太霸道”进行攻击。随着植根于所在国文化的程度加深，一些犹太人也在文学领域、首先是德国文学领域崭露头角。
许多世纪的音乐传统帮助犹太人在欧洲音乐的发展中起到杰出作用。19世纪出现了一批天才的犹太作曲家，如：门德尔松—巴尔托尔迪、D·梅伊贝尔、加列维、J·奥芬巴赫。在音乐演奏和音乐教育方面，犹太人也不乏出类拔萃者，如：L·奥埃尔、J·约希姆、A·鲁宾斯坦。另外，戏剧方面的贝尔纳尔、拉舍尔和造型艺术方面的伊斯拉埃尔斯、皮萨罗、李卜曼、安托科尔斯基，也是声名显赫。
欧洲犹太人在科学、特别是医学的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哲学和数学学科中，犹太人也很活跃。大学中犹太教师的人数不断增加。
犹太人在深入到欧洲文化的过程中，与欧洲社会相应阶层的融合时常常遇到抵制。担心犹太人竞争的中产阶级坚决要求保留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欧洲社会有影响的集团对犹太人同化企图的抵制，成为近代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它也促使犹太人在同化之外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巴勒斯坦犹太人 19世纪巴勒斯坦属奥斯曼帝的奥斯曼帝国被遗弃的省份。随着旧的地方管理体系的废除，从1840年起，巴勒斯坦的状况有所改善。它的人口有了很大增长。交通领域里的技术革命使奥斯曼帝国和欧洲更接近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得到加强。欧洲大国之间的竞争把巴勒斯坦变成所谓东方问题的焦点。巴勒斯坦的人口在1800年不超过30万，其中犹太人为5千，他们大部分是塞法迪人。大多数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策费特、太巴列和希伯仑。基督教居民约2．5万，其分布面很广。基督教居民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拿撒勒和贝特列赫姆，由东正教堂和天主教堂管辖。其余居民是穆斯林，几乎都是逊尼派。到1840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倍增，而基督教和穆斯林人口没有变化。自1832年起，巴勒斯坦为埃及统治。1838年，埃及政府允许英国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馆(以前，欧洲大国仅在港口城市——阿克、海法和雅法，以及拉姆拉设有领事馆)。20年后，所有西方大国，包括美国，都在耶路撒冷设立了领事机构。
欧洲大国对土耳其和埃及冲突(1840—1841)的干预，导致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归还给土耳其直接管理。埃及的8年统治(1832—1840)仿佛是一种过渡时期。1840年后，巴勒斯坦犹太人卷入与东方问题有关的国际冲突中，但同时开始得到西方国家的庇护。大部分犹太人仍然居住在耶路撒冷、策费特、太巴列和希伯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由于欧洲移民而继续增长。在敖德萨和雅法之间的航运开通后，移民人数增加了。东欧哈西德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永恒的向往，使他们不断移居耶路撒冷和其他“圣城”。1820年，贝尔在希伯仑创办了第一个阿什肯纳兹社区。1830年起，由土耳其人于1810—1820年间重建的雅法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大部分雅法犹太人来自北非。1857年雅法有3个阿什肯纳兹家庭，1874年阿什肯纳兹家庭增加到20个，全市犹太人口为500人。同耶路撒冷竞争精神主导地位的策费特，由于1837年的地震而受到重大损失。该地震使2000名犹太人丧生，策费特也丧失了主导地位。1831年在那里建立的巴勒斯坦第二个犹太印刷厂，9年后迁往耶路撒冷。
在埃及统治时期，穆罕默德—阿里试图推行欧洲的管理方法，这为重大的政治改革开辟了道路。在1839年的法令中许诺给予三个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人士以平等权利，尽管这项法令未能完全得到履行，犹太人的政治状况还是大大改善了。西方国家在争夺中东霸权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某种兴趣，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英国、俄国起着巴勒斯坦犹太人庇护者的作用。英国愿意保护曾是土耳其公民和欧洲国家公民的犹太人。尽管俄国在本土始终未曾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但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则愿意给他们以庇护。一些大国领事向犹太人提供庇护，促进了阿利亚的扩大。由于居住在远离领事馆的其他地方不安全，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部分居住在耶路撒冷和策费特，少部分住在太巴列和希伯仑。
国外基金会和一些犹太慈善家，如摩西·蒙特斐奥雷的活动，使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蒙特斐奥雷两次访问巴勒斯坦(1827和1840)，为各种慈善事业、包括犹太儿童的职业教育慷慨解囊。他支持建立犹太定居点和培训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以及各种手工业劳动的计划。1854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犹太医院，1856年建立了以列梅尔命名的世俗学校，1864年则建立了以洛希尔命名的世俗学校。蒙特斐奥雷出资在耶路撒冷老城围墙外面兴建犹太住宅，这使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区一个接一个地建成。19世纪末期，耶路撒冷一半以上的犹太人居住在城墙外面。犹太人掌握了新的建筑职业，建立了孤儿院、敬老院和医院。1870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创办了第一所农业学校，1882年在耶路撒冷创办了用法语教学的手工艺学校。发行了犹太报纸，出版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和地图。第一批农业定居点在1873—1878年间建立了起来。虽然由于各种困难，第一批定居者被迫离开，但是，巴勒斯坦犹太人向生产劳动、包括向农业劳动的过渡是不可逆转的。
19世纪，耶路撒冷重新变成巴勒斯坦最重要的犹太中心。1880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总数为2—2．5万，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耶路撒冷，占耶路撒冷总人口的一半。犹太人还生活在其他三个“圣城”——策费特(4000人)、太巴列(2500人)和希伯仑(800人)。巴勒斯坦犹太人中较老的部分由塞法迪社区组成，融入这个社区的有来自北非、布哈拉、伊朗和其他国家的移民。阿什肯纳兹社区主要由东欧犹太人组成。大部分的犹太人依靠国外捐助生活，这种捐助的总额每年达10万英镑。在塞法迪人中，捐助经费由社区领导分配，主要的受惠者是《塔木德》研究者和孤儿寡母。在阿什肯纳兹人中，经费由同乡会一类的慈善组织分配。虽然犹太社区为当局所承认，耶路撒冷塞法迪大拉比也具有土耳其的封号和官方地位，但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仍然低下。
大部分犹太人遵循严格的正统思想，服从反对任何新思潮的拉比的权威。他们乐于接受国外犹太慈善家的帮助，因为这不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建立现代学校或者培训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任何尝试，都遇到传统势力的抵制。然而，连“老伊休夫”(犹太复国主义时期以前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某些领导人也呼吁犹太人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这些领导人包括：耶路撒冷最早的一些希伯来语报纸的出版者，以及第一批居民点的创立者。19世纪80年代初期，一批文化活动家，如皮奈斯、本—耶胡达和埃林等，同极端正统派的立场相冲突，把自己的大量精力献给了犹太复兴事业。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的谈判期间，有些人阐述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没有实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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