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
集中营
纳粹德国政权大规模地关押和消灭在政治上或种族上为纳粹所不容的人士的地方。
集中营建立初期(1933—1939) 第一批集中营的创立旨在隔离和集中被怀疑反对纳粹制度的人士，但很快就发展成大规模地镇压和消灭纳粹占领国中各民族千百万人的机器，这些人是所谓敌人或者“劣等”民族的成员。集中营在执行屠犹政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帝国总统保护人民和国家特别法》(1933年2月)成为纳粹任意拘捕行为的法律依据。
1933年2月，纳粹实行紧急状态，以国会纵火案为由大肆逮捕共产党人。1933年3月，通过了授予纳粹政府特别全权的决定，它可以逮捕“老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等)领导人、职业活动家以及犹太人——作家、记者和律师。1933年7月普鲁士的被捕者为14906人，而在整个第三帝国为26789人。冲锋队、党卫军和警察局建立了约50个集中营，其中最老的是柏林哥伦比亚之家集中营。逮捕和刑讯的方法，对与被捕者有关的人员的贿赂和恫吓，甚至引起德国法律界的抗议。由于戈林的干预，冲锋队和党卫军管辖下的大部分“野蛮集中营”被解散。奥拉宁堡、利希藤堡和哥伦比亚之家集中营继续存在，它们每个都囚有近千名犯人。1934年4月，希姆莱执掌普鲁士盖世太保的权力，集中营完全归属党卫军管辖，法庭无法干预盖世太保的事务。1936年2月希姆莱授予盖世太保逮捕和侦查权，盖世太保所实施的逮捕不受法庭侦查，集中营的行政机构归属盖世太保。只是逮捕后才出示逮捕证(或者根本不出示)，在狱中经过长期审讯后迫使被捕者在逮捕证上签字。一些小集中营被取消了，关押者被转移到较大的集中营中。1937年底，集中营关押的人减至8千，开始把刑事犯和所谓害群之马——无赖、酒鬼等送往集中营。1938年4月被“预防性拘禁”的刑事犯从监狱转往集中营。差不多同时，犹太人第一次仅仅由于是犹太人而被关进集中营。
在德国占领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1938)以后，政治犯(马克思主义者、纳粹反对者和犹太人)的数量增加了。1938年犯人总数从2．4万增加到6万。犹太人由于“破坏种族纯洁”而遭到拘禁，只是如果能够获得移居证明，他就可以获释。这导致1939年集中营中犹太人数大为减少。大战前夕，集中营中犯人总数为2．5万。自1939年起，集中营归帝国安全总局(PSHA)管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集中营 战争伊始，集中营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被拘禁的人数增加了，德国本土和境外的集中营网络扩展了，集中营的职能改变了。“预防性拘禁”服从从经济上剥削和大规模迫害拘禁者的任务。以保卫帝国安全为借口，逮捕的人数为1935—1936年的10倍。在其他占领国中，数千名反对者被关进地方集中营，而许多人被转移到德国本土的集中营。从战争开始到1942年3月，关押人数从2．5万上升到10万，1944年则达100万，仅有5—10%的关押者是德国公民。1939年德国集中营管理机构受命建立了100个各种类型的集中营。1940年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建立了一系列劳动集中营，按照希姆莱的“迁移”计划，还建立了过境集中营。1942年初在波兰建立了消灭集中营。甚至在1944年，还在奥地利毗邻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地区，为匈牙利犹太人建立了专门的集中营。从1941年起，在若干集中营开始使用火葬场。
集中营的“医疗”试验 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拘禁者就被用来作所谓生物“种族研究”。根据希姆莱的倡仪，在党卫军医疗组织的管辖下，既在集中营内，又在集中营外对大量男女进行了“医疗”试验。按照消灭“劣等种族”的纲领，1941年制定了立即为200—300万犹太人和茨冈人绝育的方案。例如，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借助X射线和注射腐蚀性的化学制剂或植物制剂使拘禁者绝育。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大夫门格尔在广泛范围内，主要以犹太孪生儿童为对象进行了残忍的“遗传试验”。另一位纳粹学者从事颅骨的干缩试验，以便收集颅骨为斯特拉斯堡解剖研究所的“人种研究”服务。德国空军司令部对飞行员在紧急状态下的生存能力感兴趣，根据它的命令，达豪集中营进行了研究人忍受高压和低温能力的试验。人为地使集中营的关押者感染上传染病，以便检验新的药品和毒品的效用。党卫军的医生为了移植，对关押者截断骨胳，割取肌肉。他们还摘取受试者的内部器官，把被癌症所损坏的组织植入人体。受试者不能够立即死去，他们随后在痛苦和毫无护理的情况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中某些人幸存下来，但是成为残废。
集中营中的劳动 1938年党卫军司令部利用集中营的劳力从事建筑。党卫军的行动配合了重建柏林和纽伦堡的计划。集中营也为了军事需要使用奴役劳动。犯人劳动的利润达数亿马克，成为党卫军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每个犯人的生活费，包括饮食和服装，每天不超过0．7马克。每个工作日(长达11—12小时)带来的利润达6马克。考虑到犯人在集中营中的平均关押期(约9个月)和纳粹对尸体的掠夺(提取金牙套等)，党卫军剥削每个关押者所得的收入平均为1631马克。这个数目还不包括工业利用尸体的收入和被害者在关到集中营之前被没收的财产价值。许多私营军工企业也利用集中营的廉价劳力。这些劳力占上述军工企业所有劳力的40%。
私营军工企业的劳动条件比集中营还要差，它是工人高死亡率的直接原因。私营企业使用了集中营25万“犯人”的劳动，其中17万在军工部门的企业中劳动。集中营的死亡率(1942年为60%，以后为80%)甚至令纳粹政权感到过高。纳粹政权担心劳力资源枯竭，下令集中营吸收新成员，并降低他们的死亡率。力图最大限度地剥削关押者的劳动，这使得德国武装力量司令部、党卫军经济机关的领导以及为军队工作的企业家，对全部消灭犹太人的政策产生某种抵触。自1942年起，军事工业广泛利用关押者的劳动。在装备有大规模屠杀手段的集中营(如奥斯威辛)中，党卫军军官和医生对定期运送到的关押者进行筛选，让体弱的(包括儿童)去死亡，而把健壮的人留在集中营中，以便驱使他们劳动。
集中营的管理结构 从1934年7月起，集中营由希姆莱任命的T·艾凯领导。艾凯作为残酷而狂热的纳粹分子和巧妙的组织者，确立了集中营统一的范式，在1939年11月以前对集中营进行巡视。奥斯瓦尔德·波尔中将被授命管理集中营的经济。
集中营的大门是一层建筑物，建筑物的中央耸立着装有钟和探照灯的塔。门的上方通常写有“Arbeit macht frei”(“劳动生自由”)一类的标语。集中营的管理结构包括：(1)管理室，由管理室主任领导，各处领导服从管理室主任；(2)政治处，自治的盖世太保分部，负责关押者的个人事务，而从1943年起管理死刑(这个处确认通过筛选送入毒气室中毒死的犹太人名单)；(3)“预防性监禁”集中营，由党卫军军官管理，党卫军军官负责集中营棚房的秩序和纪律(也有负责劳动分配和领导劳动队的官员)；(4)行政机构，负责处理集中营的内部事务和经济事务及管理问题；(5)党卫军的医生。
集中营主要由党卫军守卫。1944年每100万关押者有4．5万守卫者，其中3．5万为党卫军成员，其余的为占领国居民所组成的辅助部队成员。守卫者获准不受限制地使用武器，镇压逃跑者和叛徒。如有关押者逃跑，守卫者要受到审判；打死逃跑者的守卫者则获得奖偿。
集中营中关押者的日常生活 集中营的关押者有政治犯，“劣等种族”的代表——犹太人和茨冈人，刑事犯，“反社会分子”——无赖、酗酒者和劳动纪律的破坏者。同性恋者组成一个特别小组。每种关押者都佩有标志——号码和特殊颜色的倒立的三角形(政治犯为红色)。犹太人佩带补充标志——倒立的黄三角形，它被缝在第一个三角形的下面，以便组成大卫星。后来，在某些集中营中关押者的号码被刺在手上。由一些关押者(主要是德国刑事犯)组成低级的辅助管理机构，它对其他关押者采取恐怖行动。辅助管理机构由集中营营长领导，他由管理室主任任命。关押者受到可怕的侮辱，德国守卫者在进行射击试验时，选择关押者身体的某个部位作靶子；侮辱女关押者，唆使狗嘶咬关押者等。在守卫者中有公开的施虐狂，例如，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女党卫军成员伊尔玛·格列泽杀死了若干被关押的妇女，割下她们的乳房，用人皮为自己做灯罩。
关押者来到集中营后，应该交出自己所有的个人财产，借用囚服、匙、饭盒和杯子。被关进集中营的人丧失了与外界的任何联系和自己的一切个性特征，包括被剥夺姓名、社会地位、职业和财产，甚至头发。从他迈入集中营大门之日起，他就成为一个号码。关押者没有任何权利，他不能向任何人申诉，除了无条件服从命令的义务外，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关押者清晨匆匆起床，然后接受检查，大部分情况下风雨无阻地在露天被监督劳动11—12小时。返回集中营后再次接受仔细的检查，以期证实关押者无一人失踪。关押者有短暂的休息，以服用少得可怜的食物。战争期间关押者的口粮越来越少。极不卫生的条件和饮水的匮乏，导致疾病、包括腹伤寒和斑疹伤寒的流行。集中营的医生及其助手往往用注射剂害死病人，或者以草率的治疗加速病人的死亡。
对集中营规则最小的破坏都会引起残酷的惩罚：对性器官不少于25下的击打，把头按入水中直至窒息，而最常见的是在集中营全体人员面前把当事人吊死。在集中营中笼罩着恐怖和饥饿。许多关押者由于害怕集中营中通上电流的铁丝网而自杀身亡。身体衰弱到极点的关押者是送进毒气室的首批候选人，他们常常和死人一起被送进火葬场。
灭绝营 在“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框架内，从总体上歼灭犹太民族是灭绝营的唯一职能。希特勒分子本身非正式地称这些营为“灭绝营”。这些营的主要部分是毒气室和火葬场。受害者来到灭绝营后，立即被迫脱去衣服，妇女被剪掉头发(头发可以在工业上加以利用)，然后被驱赶到毒气室。
万湖会议(1942)以后，加速了建立大型灭绝营的步伐，这些营主要座落在波兰领土上。1941年赫尔姆诺营使用了毒气室。1942—1943年，在贝尔热茨、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布尔营也相继使用毒气杀害犹太人。一些大型集中营，首先是奥斯威辛，成为杀人的中心。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天杀死2万人。根据A·埃希曼的命令，波兰犹太人和第三帝国被驱逐的犹太人首先应该被消灭，因为消灭他们无须运输，而波兰未并入德国的那部分领土的统治者G·弗兰克坚持在他管辖的土地上“肃清”犹太人。1942年初，在“移居”的名义下，开始把犹太人从波兰隔都押解到死亡营。
1942年3、4月，开始把欧洲其他部分的犹太人押解到灭绝营(也包括把犹太人从集中营转运到灭绝营)。这一行动延续到1944年底。起先运来的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利用他们建造灭绝营。在特雷布林卡(1943年8月)和索比布尔集中营(1943年10月)起义后，这两个营和贝尔热茨营被摧毁，灭绝中心转移到西部——奥斯威辛和斯图戈夫。利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一直延续到1944年11月。这种屠杀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而停止。
据目击者回忆，1941年希姆莱下令奥斯威辛集中营作好有秩序地和迅速地大规模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准备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决定使用毒气。1941年9月3日约900名俄罗斯战俘和病员被赶到集中营地下室，并被毒死。这场试验以后，波兰领土上很快出现了大型“死亡工厂”，其主要“车间”是“毒气浴室”和火葬场。毒气室建成淋浴间的样子。在集中营乐队伴奏下，受害者被赶去“淋浴”。700—800名脱光衣服的各种年龄的男女挤在这25平方米的毒气室中。毒气通过淋浴装置从圆筒瓶中进入密封的毒气室，4—5分钟即可将人毒死。犹太人受命从毒气室中拖出尸体，把扭曲的尸体和完整的尸体分开排列，在摘下戒指、金牙和剪掉头发后，让集中营长官查验，并放到专门的炉子或沟壕中焚烧。金子运往第三帝国银行，作为党卫军的收入，头发和骨头供工业用，灰烬作肥料，衣服在消毒后送往其他集中营。
当苏联军队从东方、而英美军队从西方开始进攻后，希姆莱下令紧急疏散被占领领土上集中营的关押者，然而没有为这种疏散提供任何交通工具。1945年初，数十万名关押者步行进行了“死亡行军”，行军在寒冷和风雨中持续了若干天，没有任何必需品和食物。向关押的德国人发放了武器，并命令他们帮助党卫军。疲惫、饥饿、口渴、对逃跑者和病弱者的射杀，造成了大批人死亡。在指定到达的集中营中，许多新来者由于饥饿和拥挤而死去。25万关押者在这次“疏散”中毙命。
集中营中的反抗 尽管集中营和死亡营警卫森严，关押者还是在可能情况下进行反抗，相互之间表现出团结、互助和善良的品质。关押者把弱者和病友带到工地上，以免他们受到纳粹分子的迫害。为病人偷送食品和药物，虽然这种行为会招致所有参与者的死亡。关押者也聚集在一起祈祷，犹太妇女尽力弄到蜡，以便点燃安息蜡烛。
有些被送到集中营的关押者，宁可在座位上被枪杀，也拒绝走出车厢。逃跑极其困难和危险，但时有发生。各个集中营都建有地下组织，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甚至有国际地下组织活动，它搜集集中营的运输、大规模屠杀的情报，并把情报送出营外。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组织了关押者、主要是苏军战俘的大规模逃跑行动。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以国际政治中心为首的关押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4月)举行起义，导致集中营被摧毁。在预定要消灭的集中营关押者中，只有50万人在第三帝国瓦解后仍然幸存。他们中大部分身体残废，精神崩溃。没有关于受害者数目的准确资料，不过，许多报告和文件证实，在集中营中有400万犹太人丧生。
尽管有严格的监视、经常残酷的惩罚以及同外界隔绝，仍然发生了有组织的反抗。1944年10月奥斯威辛筹备的总起义遭到失败，几乎所有起义者丧生。来自施德列茨隔都的犹太人于1942年11月在特雷布林卡举行暴动，1942年年底来自格罗德诺隔都的犹太人再次在该营进行武装反抗。1943年8月，关押者冲进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武器库，并袭击看守，150名关押者得以逃脱，但是数百人被抓住并被杀死。1943年10月，索比布尔的关押者起义，400名冲决障碍的关押者中，有60名得以逃脱，并加入苏联游击队。普拉舒夫的犹太战斗组织为关押者筹划了逃跑行动，并为起义聚积了武器，但是起义未能举行。犹太人在一系列劳动营和战俘营中进行武装抵抗。在卢布林和博尔卡赫有犹太地下组织，它们帮助关押者逃跑。
纳粹大型集中营和大型灭绝营见附表22和23。相关犹太人与犹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