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阿利亚
第二次阿利亚
1904—1914年期间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移民主要来自俄国和东欧，一开始他们在农村定居点和城市中当雇工。这次移民的动因是：在经历一些反犹事件后，俄国犹太人受到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相结合的思想的影响，民族自我意识有所加强。在俄国犹太人中间，锡安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包罗霍夫和哈鲁茨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戈登的思想颇具影响。他们两人都把犹太人必须参加体力劳动这一点列入自己的纲领中。在第二次阿利亚期间，一些青年创立了武装保卫犹太定居点的组织。
在这期间，由于宗教迫害和1903—1905年的严重旱灾(在旱灾期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去)，也门犹太人的移居重新掀起高潮。在1907年来到巴勒斯坦的也门移民中，绝大部分人是首都萨那的居民，以及北也门农村有耕作经验的农民。
1910年也门犹太人在雷霍沃特附近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定居点。也门农民的移居促使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积极活动，以扩大也门的阿利亚。为此目的，1911年向也门派遣了专人。经过工作，1912年底从也门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1500个，他们在农村定居点安家落户。也门的阿利亚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阿利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首先，企图以移居乌干达代替移居巴勒斯坦的计划所造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赫茨尔的去世，犹太移民活动的衰落，这些情况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整个事业造成致命威胁，直至由于第二次阿利亚而得到克服。第二次阿利亚同时吸收了民族复兴和社会公正的思想。它的大部分成员出生于东欧，是1903—1905年俄国迫害犹太人事件的见证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过犹太自卫。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充满当时在俄国广为流行的社会主义同犹太复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这些哈鲁茨青年把劳动看作为国家复兴的主要手段，他们力图在巴勒斯坦创立平等劳动者的自由社会，把“掌握劳动”看作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他们要在伊休夫的各个经济领域、包括农业和建筑业中，用犹太人替代阿拉伯人。在为实现犹太人劳动的斗争中，产生了合作农业定居点的新形式，它们以移民自身的劳动为基础：基布兹，稍后有莫沙夫，它们不仅对巴勒斯坦形成的犹太新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且对这种社会的道德面貌产生巨大影响。在巴勒斯坦，也产生了犹太工人阶级、信贷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工会。
1905—1907年，犹太国民基金会在巴勒斯坦购置了新的土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改变了对巴勒斯坦移居活动的态度，在雅法创立了自己的执行机构——巴勒斯坦局(1908)，而且领导该局的A·鲁宾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第二次阿利亚的活动家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和合作。犹太人独立劳动的原则奠定了他们以后向巴勒斯坦移居活动的基础。
1908—1913年建立的小型定居点，开辟了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新途径。第一个合作定居点德加尼亚的创立(1909)，成为未来集体农业定居点(基布兹和莫沙夫)的范例。在建立农业定居点的实践中，向多种领域的农业经济过渡是重要的新形式，这种形式奠定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随后建立新居民点活动的基础。
从事农业劳动的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了工人定居点，工人也获得一小块土地，从事副业生产。这种类型的第一个定居点埃因—加尼姆创立于1908年，第二个则是创立1913年的纳哈拉特·耶胡达。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创办的私人公司也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系列定居点。在第二次阿利亚期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极大地增加了。1914年犹太人口达8．5万(巴勒斯坦总人口为70万)，1．2万人居住在1881年以后建立的44个农业定居点中。1914年，耶路撒冷犹太人增加到4．5万，太巴列增加到5千人，节费特增加到7千。海法犹太人从1900年的1500人增加到1914年3000人。雅法是阿利亚的门户和中心，其犹太人口1914年增加到1．05万。1909年雅法附近建立了一个区，它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是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
其次，在教育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第二次阿利亚阶段，希伯来语和以它为基础的文化牢固地根植于巴勒斯坦。开始出版希伯来语日报(本—耶胡达编的《茨维》，以及《自由运动》)，工人运动的杂志也问世了(《青年工人》和《联合》)，它们对巴勒斯坦以及境外犹太青年产生巨大影响。一批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定居巴勒斯坦，他们中有：约瑟夫·布伦内尔、A·戈登、费赫曼、D·舍莫尼、阿格农。希伯来语成为越来越广泛的犹太人——工人、教师和学生的口语。1904年德国援助协会(一个有益的慈善组织)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师范学院。1905年在雅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用希伯来语授课的中学——赫茨尔中学。1906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比扎莱尔艺术学校。1912年在海法开始建立综合技术学院——巴勒斯坦第一所高等学校。与此有关，爆发了德国援助协会和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之间的争论。前者坚持综合技术学院用德语授课，而犹太大学生和教师一起罢课，他们的口号是：“没有希伯来语就没有综合技术学院!”德国援助协会的任何威胁手段都未能使罢课者妥协，他们拒绝放弃希伯来语。这场“语言之战”导致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用希伯来语授课的中学系统，1914年该系统共有3200名学生。
第二次阿利亚结束时，巴勒斯坦共有40个莫沙夫，1．2万人。在这些定居点中，有24个或者是利用埃特蒙·德·洛希尔男爵的资金建立的，或者是得到这些资金的帮助。新伊休夫(包括城市、特别是雅法和海法的新居民)占巴勒斯坦犹太人的1／3，而且这1／3是最为活跃的。这些年中奠定了伊休夫独立组织的最初基础。除了两个工人政党(青年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以外，1911年以后工人组织一个接着一个诞生。1912年建立了患病职工补助会。这些组织的产生是由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状况的变化促成的。青年土耳其派的革命(1908)导致了立宪制度的建立和更大的政治自由。同时，奥斯曼帝国衰落了的官僚机构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秩序和保护它的人民的安全。新制度力图防止帝国的衰落，它从一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否定态度，把它看成是促使国家衰落的一种因素。在种情况下，伊休夫采取了防卫措施，从而产生了“卫士”组织，它把利用犹太人的力量保卫定居点看作为自己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