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碉堡计划 1945年3月

来源：二战历史时间：2017-05-16 23:14:04

民族碉堡计划 1945年3月

奥马·布莱德雷在西西里战役时是巴顿集团军的一名军长，诺曼底登陆后却成了巴顿的上司。他的职务为美国第12集团军群司令，这么说吧，在欧洲战场上，艾森豪威尔抓总的，在他之下，英军由蒙哥马利指挥，美军则由布莱德雷指挥。

1945年2月，盟军开始向莱因河进逼。水面辽阔，水流湍急的莱因河是希特勒可以依托的最后一道天堑防线。盟军一旦越过莱因河，鲁尔区和柏林的大门就会被撬开一条大大的缝隙。就在这个时候——布莱德雷在回忆录中说——有关民族碉堡的神话开始在盟军中流传开来，它是一个不祥的威胁，使人很难忽视它。按布莱德雷所说，在战争结束前的一个阶段，民族碉堡的神话一度决定了盟军的战术思想。

民族碉堡的神话是怎么回事，留待后面慢慢说。实际上，盟军打得越顺，在德国境内推进得越深，这个神话便越清晰地出现于盟军统帅部中，以致像个幽灵般缠绕着艾森豪威尔的既定计划。这样，我们只能结合着盟军的作战来看这个神话的魔力。

莱因河源出阿尔卑斯山，流经德国的西部，它水量充沛，河面宽阔，易守难攻。盟军对强渡莱因河有些发憷，计划是把河西的德军消灭之后再渡河，没想到，犹如鬼使神差，一个天赐的机会竟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了。

前面说了，盟军是1945年2月对莱因河以西德军发动攻势的。德军能战则战，战不下去了便退到河东。而只要德军一退到河东，德国工兵就把桥炸掉。到了3月7日，莱因河上已经有12座桥被德国工兵炸掉，盟军企图以奇袭方式占领渡桥的计划全部失败。然而，在这天午后不久，美军第9装甲师向莱因河畔的雷马根镇冲去时，惊异地发现，在薄雾笼罩的莱因河上有一座尚未被炸掉的铁路桥，它叫鲁登道夫桥。

美军抓住这个战机，迅速地冲到桥上，占领了桥的西端。然而就在步兵过桥时，德国工兵安放的炸药爆炸了，大桥震颤了两次，却没有倒塌。事后了解到，美军坦克的炮击碰巧打断了主炸药包的导火索，所以桥梁在经受了两次小型爆破后仍保留了下来。

美军的后续部队像潮水般涌过桥去，马上在桥东开辟了一个小小的桥头阵地，以保证大部队迅速通过。到傍晚时分，莱因河一线已不再是金城汤池，盟军已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破了德国最后一道天险防线。

这个消息是由布莱德雷报告盟军统帅部的。其时艾森豪威尔正在吃晚饭，他事后回忆说，刚接到电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他问布莱德雷附近有多少部队，并命令布莱德雷把所有能够得着的部队全部送过河去。

美军源源不断地涌过桥去，德军则不顾一切地企图摧毁鲁登道夫铁路桥。他们用远程炮轰击它，用飞机轰炸它，但收效甚微。希特勒命令组成“西线飞行特别法庭”，审理并枪决了守卫雷马根桥的8名军官。这当然于事无补。

为了使部队加速通过莱因河，盟军又在雷马根桥附近抢建了一座载重量很大的浮桥。浮桥通车后，立即停止使用雷马根桥。经过爆炸和轰炸，这座桥已摇摇欲坠，随时有坍塌的可能。美国工兵日夜抢修，加固它的损坏部分，但这一努力失败了。3月17日，桥突然倒坍，许多正抢修的工兵坠入水中，有些则被钢梁砸死。但不管怎么说，这座桥在美国人手中控制了整整10天，对美军渡过莱因河起了决定性作用。事后希特勒说，盟军在西线的进展，主要是渡过了两道关，一道是横渡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第二道是利用雷马根桥横跨莱因河。这个评价的确不为过。

还在美军从雷马根桥渡莱因河时，有关民族碉堡的说法便陆陆续续传入盟军统帅部。它传得很邪，使盟军不能漠然视之。

盟军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纳粹在走投无路时，打算把党卫军、盖世太保和另外一些狂热地忠于希特勒的组织撤至巴伐利亚南部、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山区，在那里构筑“民族碉堡”，利用高险的地势和崎岖的道路，无限期地坚守，与盟军顽抗到底。

这种说法是否有可信之处呢?似乎是有。那片据说要构筑“民族碉堡”的山区，是希特勒最熟悉、最留恋的地域。他出生于奥地利西部的林茨，崛起于巴伐利亚南部的慕尼黑，执掌纳粹大权后，老巢便设在德奥边境群山环抱的伯希斯特加登。这一带仿佛是他的风水宝地，十几年前便在险峻的山峦间从事外人所不知的秘密建筑。因此，盟军统帅部判断，那片山区很可能是希特勒的最后据守之地。从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来看，盟军当时对虚无飘渺间的“民族碉堡”考虑得挺认真，甚至于想过用断粮的办法来攻克它。但深入一想，断粮需较长时间才能生效，它会迫使盟军陷入旷日持久的清剿作战，或者付出很大代价的游击战。而利用盟军的窘境，希特勒可能争取到比无条件投降体面一些的出路。等等。

对民族碉堡的事，一时半会儿还顾不上，因为渡过莱因河之后，下一个目标是德国的经济心脏——鲁尔工业区。按照盟军统帅部当时的作战计划，盟军将实施一次强大的冲击，由布莱德雷统率盟军主力直接穿过德国中部，与苏军会师于易北河，从而把德国阻隔为南北两部分。对这样一个计划，艾森豪威尔认为是一箭双雕，即在德国被阻隔为南北两块后，鲁尔工业区的内外交通就全部中断了，打不打它，它都得被困死；与此同时，纳粹向南方民族碉堡转移的通道也被堵死了，而盟军则可以组织兵力，先向民族碉堡地区下手，抢先一步控制那个地区。

很明显，这个计划将使盟军放弃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柏林。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时的柏林只是纳粹残余力量的象征，占领它固然有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好处，但它不是盟军最适宜的目标。盟军目前的主要目标是把纳粹德国分割开来，使它失去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活动的可能性，从而消除民族碉堡的后患。

这个作战计划一式三份，在分送美英首脑的同时，第三份送给了斯大林。

这份计划的内容和它的呈报范围，在美英首脑机关引起了极大的不安。丘吉尔大发雷霆，在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丘吉尔看来，时下已到了战争的尾声，每一仗怎么打，每支部队如何调遣，已经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意义，必须由政治领袖掂量过了，充分估算出它在战后的政治意义才可以付诸军事行动。是否攻打柏林，政治意义十分重大，而艾森豪威尔居然不和美英首脑打招呼，就把它作为一个纯军事问题通知了斯大林，这是一种越权行为。因此，丘吉尔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攻打柏林，而放弃什么子虚乌有的民族碉堡。

艾森豪威尔则据理力争，说自己与斯大林的直接联系，所说的纯粹是军事问题，并未超越职权。所幸的是，他的计划被采纳了。

有必要提及，在收到艾森豪威尔拟定的这份作战计划前，斯大林一直担心盟军先于苏军占领柏林，特别是盟军意外地从雷马根桥渡过莱因河防线后，斯大林的这层顾虑就更大了。雅尔塔会议尽管规定了盟国在德国的占领区范围，但并没有规定应该由谁来进攻柏林。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希特勒网开一面，在东线拼命堵住苏军，而在西线放盟军一马，把柏林让盟军占领。

4月初，盟军实现了对鲁尔工业区的包围，不仅困住了德军的重兵集团，也困住了指挥鲁尔守卫战的穆德尔——他是德军最年轻有为的陆军元帅。阿登攻势中，就是他指挥德军打了盟军一个措手不及。4月14日，盟军发动局部攻势，对包围圈实行切割。4月18日，残余守军全部投降。盟军原以为可俘获15万德军，结果最后统计为32万5千人，其中包括30名德军将领。但其中没有穆德尔元帅，他见到大势已去后，便自杀了。

进攻鲁尔区时，盟军已经向西挺进，完成切断德国的任务。4月中旬，布莱德雷的装甲部队前锋在马德格堡越过易北河，并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从这里到柏林仅几十公里。在柏林的东边，苏军的先头部队虽然距柏林也仅仅几十公里，但苏军的大部队尚在奥得河以东。战后，西方军史家认为，这是个微妙时刻，盟军本来有可能先于苏军到达柏林城下，但艾森豪威尔却让部队停了下来，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大体是怕美军士兵不及苏军士兵骁勇，未必吃得消艰巨的柏林巷战，但主要原因被认为是，他还在念叨着南方的那个民族碉堡。

这时，有关民族碉堡的消息越传越真切了，越说越有鼻子有眼了。盟军统帅部的情报汇编上是这样分析的：德军攻防政策的主要趋势，似乎是以阿尔卑斯山区为重点。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当苏军压到了奥得河，奥得河防线急需守卫时，德军第6装甲军团却调到了南方的多瑙河流域。如果不是为了死守南方的山区，德军的这一行动便无法解释。另有足够证据表明，大批党卫军和纳粹政府中的要人与机关，已有一部分迁入了这一地区。

盟军情报主管官员认为，民族碉堡一旦最后形成，后果不堪设想。他们说：残余纳粹分子将利用险要的洞穴和最新发明的秘密武器据守这一地区，“军火可以在山洞里制造，粮食和装备可以大量储备，纳粹信徒将组成大规模地下军，长期坚持游击战，最后终于可以从占领军手中光复整个德国。”

在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中，还郑重其事地提到了“狼人”。他说，“狼人”是一支地下军组织，由希特勒的忠实信徒组成，其宗旨是实行以暗杀为主的恐怖活动，从广大农村地区给占领军制造麻烦。被吸收加入“狼人”秘密组织的，主要是男女青少年，也有少量成人。

有关民族碉堡的种种说法，也传入了美国本土。美国人民看到仗快打完了，都盼着他们的亲人早点回家，而唯恐他们的父兄又陷入进剿民族碉堡的长期苦战，更怕父兄们被“狼人”之类缠上，他们向军方施加压力。马歇尔服从了这种压力，他一直不大主张进攻柏林，而是让艾森豪威尔在拿下鲁尔后，向南方的慕尼黑方向发展。那里是希特勒的发迹之地，希特勒的信徒会集之处，也是民族碉堡的北部边缘。

4月21日，艾森豪威尔通知苏军方面，盟军将大致停止在易北河一线，到捷克边境为止。其实，巴顿的第3军团早已到达捷克斯洛伐克，他没有进军布拉格，让丘吉尔极为惋惜。但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让巴顿清闲，而是命令巴顿的第3军团与帕奇的第7军团协同，向东南方向发展，渡过多瑙河，进攻民族碉堡。

4月22日，巴顿与帕奇率领美军中最强大的两个军团，联合进攻情报部门反复强调的纳粹最后基地。大军风驰电掣，飞速挺进，打到德奥边境的深山，搜了又搜，却既没有发现民族碉堡的任何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事实能够说明希特勒打算在这里布置最后据点。

民族碉堡是一个神话，一个幻想。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使盟军游离了对柏林的进攻，拖延了希特勒末日的到来，堪称是以欺诈影响战争进程的一个所谓“杰作”。

“民族碉堡计划”完全是个纸上谈兵的计划，它的作者是保罗·约瑟夫·戈培尔。这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的人，1897年出生于莱因兰，1921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由于瘸了一条腿，他未能参军作战，没有早期纳粹党人大多数具有并引以为荣的战争经历。但在希特勒周围的打手中，他是个秀才；在那些长于打架斗殴的纳粹中，他知道宣传是怎么回事。作为一名超级推销员，一名希特勒的演出经纪人，他帮助希特勒当上了总理，而自己则成了宣传部长。他和希特勒一样，知道语言就是武器，在宣传部长这个位置上，他发挥了屡遭挫折的才能，完全控制了宣传工具，通过准确地打击人的心理要害而制造了种种神话。1933年5月，戈培尔下令焚烧一切有碍于纳粹的书籍。当时就有人预言，下一把火要焚烧人类了。在后来引燃的焚烧人类的战火中，他制造了种种德军所向披靡的神话，并导演了一个个庆祝活动。当玩火者行将大火焚身时，他又制造了民族碉堡的神话。民族碉堡神话的全部基础便是总体战，而号召日耳曼民族进行一场总体战正是戈培尔反复弹唱的调子。民族碉堡的神话故事，大约是戈培尔一生所制造的最后一个神话，在这个神话里，有些是从惊险小说中窃取的情节，例如“狼人”一类，被编排得活龙活现。大概盟军情报部门的专家中，也有些人是惊险小说迷，所以他们轻易地上了这个钩，并直接影响到统帅的决策。

正如布莱德雷所说：“直到战后，我们才知道民族碉堡是疯狂的纳粹党人的想像。我真感到奇怪，为什么当时我们竟会那样天真地相信它。”

在结束本篇之前，有必要提及，民族碉堡的蛊惑作用在战后被盟军将领强调得过头了，好像盟军真是受了这个神话的诱惑，才放弃了攻打柏林的机会。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这里有个时间上的巧合。正好在布莱德雷率领美军到达易北河的同时，苏军沿奥得河发起了对柏林的攻势。所以朱可夫说，在苏军的冲击动摇了柏林的防御体系后，盟军才打消了进攻柏林的念头。这种说法还是客观的、中肯的。